1956年冬,山东沂源县张家泉村,朱彦夫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那时的他只有23岁,却已经失去双手、双腿和左眼,只能依靠假肢和拐杖行动。村民原以为,他往后的日子大概只能由人照料。
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从战场上捡回性命的年轻人,后来会成为村里的主心骨。
朱彦夫1933年出生在张家泉村。抗日战争时期,家庭贫困,父亲又在日军扫荡中遇害,家中兄弟姐妹多人因饥饿和疾病夭折。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就明白,普通人想过安稳日子,必须先有一个能够保卫百姓的国家。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作战,多次立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他年轻、能走能跑,谁也无法料到,几年后,他会在冰雪覆盖的战场上经历一场生死考验。
1950年冬,朱彦夫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长津湖地区气温极低,志愿军面对装备占优的对手,依靠坚守阵地和近距离作战,一次次挡住进攻。战斗持续多日后,朱彦夫所在阵地伤亡严重,能够继续战斗的人越来越少。
一次交火中,敌方投来的手榴弹在近处爆炸。朱彦夫被冲击波掀翻,左眼、腹部和四肢均受到重创。醒来时,他看不清前方,也无法发声,腹部伤口外翻,身体还在严寒中迅速失温。
他没有等来立刻救援。
凭着残存的意识,朱彦夫把雪塞进嘴里,勉强缓解饥饿,又将伤口简单处理,拖着身体在雪地上爬行。昏迷了几次,他自己也记不清。侦察人员经过冰河附近时,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他,才将其送往后方。
回国后,朱彦夫被送到长春接受治疗。由于冻伤和感染风险,他先后经历了47次手术,昏迷93天。医护人员为保住他的性命,只能截去已经坏死的四肢,并摘除受损的左眼。
醒来后,他第一次试图抬手,却发现胳膊已经没有了。再看双腿,病床下也是空的。这个17岁的少年一度拒绝进食,甚至产生轻生念头。医生劝他:“战场上没有倒下,不能因为活下来而放弃。”
这句话刺中了他。
朱彦夫后来回忆,真正让他改变的,不是某句大道理,而是想到了那些留在阵地上的战友。自己已经替他们活了下来,若再轻易放弃,便无法面对那场战斗。
1952年,朱彦夫被安置到山东荣军休养院。那里有专人照料,生活条件也比较完善。可他很快发现,长期被人照顾,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依赖别人。于是,他开始练习吃饭、喝水、穿衣和使用假肢,失败了再来,摔倒了继续练。
1956年回乡后,真正的难题才摆在面前。没有专护,他必须独立生活。安装假肢、上下床铺、使用厕所,这些对健全人来说无需多想的事情,对他而言都要重新学习。朱彦夫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有意思的是,他解决自己的困难后,马上把目光转向了村子。当时张家泉村文化基础薄弱,村民缺少读书识字的机会。朱彦夫拿出抚恤金,腾出房屋办起图书室,又开设夜校,教乡亲们识字。
夜校离家一公里。起初由妻子背着他前往,后来他坚持自己走。一次冬夜,他在路上摔倒,假肢脱落,身体被积雪掩住。学员久等不见,出去寻找,才把他从雪地里抬回家。
1957年,朱彦夫全票当选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25年。他没有把村务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从粮食、土地和水源这些实际问题入手。
村里耕地少,人口却不断增加。他带着乡亲们勘察山地,跪行走遍附近山头和沟壑,组织开荒、砌堰、平整土地,逐步开出80多亩梯田。随后又打井、修渠,解决农田灌溉。1965年冬,村里打出了第一眼大口井,之后又陆续增加水井。
水的问题缓解后,他又组织发展林业,建设苹果园、花椒园和桑树园。多年经营下来,村民有了稳定的副业收入,张家泉村的农产品也逐渐销往外地。
朱彦夫并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传奇故事。2007年前后,他用嘴叼笔,耗时多年完成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记录战争、伤残、康复和乡村工作的亲身经历。那时的他已经年过七旬,仍坚持一字一字写下去。
他从长津湖的雪地里爬回人间,后来又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对朱彦夫来说,失去手脚和左眼并没有结束人生,只是迫使他换一种方式继续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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