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2日上午,北京一处审查场所,68岁的李立三刚结束一场审讯。连续多日的批判和盘问,使这位经历过战争年代、主持过中央工作的老干部身心俱疲。有人要求他下午继续参加相关活动,他提出能否暂时休息,却没有得到允许。
这件事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不只是因为李立三以极端方式结束了生命,更因为他留下的字句极为简短:“我没有里通外国。”短短八个字,既是辩白,也是他在最后时刻最想留下的事实判断。
李立三并非一开始就处在风暴中心。1967年初局势骤然紧张后,许多机关干部受到冲击,他因年事已高、手中没有实际权力,起初并不显眼。转折发生在有人要求他提供关于安源工人运动旧同事的材料时,他拒绝配合,也不愿凭空写下所谓“问题”。
这份拒绝,让他的处境迅速恶化。6月上半月,围绕他的审查和批判活动多达十余次。对一个长期患病、年近七旬的人来说,反复接受逼问已经远超身体承受能力。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真正停下来听一听他的解释。
有意思的是,李立三一生中曾多次被“宣布死亡”,却又一次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幼年原名李隆郅,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使用过“李能至”这个名字,后来在上海又改名为李立三。姓名的变化背后,是地下工作环境的险恶,也是那个年代革命者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
他在安源组织工人运动时,曾遭到敌对势力憎恨。有人散布他被捕并惨遭杀害的消息,远在海外的华侨听闻后为他举行追悼。五卅运动之后,他担任武汉总工会负责人,又成为军阀眼中的重要目标,甚至出现刺客接近他的传闻。后来刺客没有下手,反而谎称任务已经完成,武汉工人听信消息,再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南昌起义后,部队转移途中,李立三一度与队伍失散。警卫人员在山崖附近发现一具相貌相近的遗体,便误以为他已经牺牲,前敌委员会还举行了追悼仪式。没想到几天后,他突然返回,看到自己的遗像,笑着说:“马克思嫌我来得太早,我只好回来了。”这段往事虽带有传奇色彩,却也说明当时行军作战的危险程度。
真正改变李立三政治命运的,是1930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出现的“左”倾错误。当时瞿秋白、周恩来等人不在国内,他推动通过有关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文件,判断革命形势过于乐观,要求红军集中力量攻打城市,并催促一些地区提前发动起义。
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给多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周恩来、瞿秋白相继回国后,中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整,李立三也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个错误影响深远,但并没有抹去他早年在工人运动中的贡献。
同年年底,他前往苏联,长期接受审查和学习,直到1946年才回到东北工作。七大召开时,他虽未在国内,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说明党对其历史地位和早期贡献并未全盘否定。回国以后,他多次公开检讨过去的错误,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也再次作了自我批评。
新中国成立时,李立三登上天安门。此后,他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党组负责人、劳动部长等职务。1951年,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批评他在工会工作中脱离生产实际、对工会性质认识不足、作风不够实事求是。他接受批评,连续作了检讨,随后离开全国总工会,转任劳动部长。
1954年以后,他的职务几经调整,曾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后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由于妻子李莎出生于苏联,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他的家庭也受到牵连。1962年,李莎放弃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这个决定显然带有特殊时代背景。
然而,个人的解释并没有阻挡后来更大的政治风暴。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留下那封绝笔书后离世。多年之后,中央重新审查相关问题,确认他不存在“里通外国”的事实。
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悼词称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那一天恰好是李莎的生日。一个迟到多年的历史结论,终于写进了正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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