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河北易县北娄山一带，杨成武面对的并不只是日军据点，还有一支挂着抗日旗号、却逐渐脱离抗战轨道的武装。
这支队伍名叫七路军，首领孟阁臣。它最初有国民党旧军人的背景，也聚拢了不少散兵、地方武装和失业青年。人多、枪多，声势不小，却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指挥。
华北敌后环境特殊。日军占据县城和交通线，八路军要在夹缝中生存，既要打击日伪军，也要争取地方武装。聂荣臻、杨成武很清楚，单靠八路军自身扩充，速度难以满足战场需要，于是采取了争取、改造、整编的办法。
这也是晋察冀根据地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成武的部队刚到易县时只有一千七百多人，到了1937年底，兵力便增至七千余人。后来队伍继续扩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正是由地方抗日武装改编而来。
有意思的是，番号并不等于部队完成了改造。许多武装只是看中了八路军的声望和政治保护，愿意接受编制，却未必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七路军的问题，恰恰在这里暴露出来。
孟阁臣早年曾在汤恩伯部任连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原部队被打散，他带着少数人流落到河北山区。后来得到地方富户卢连甫等人的支持，凭借旧军人身份招兵买马，很快形成规模，并自称七路军总司令。
这支队伍表面上打着抗日旗号，内部却保留着浓厚的旧式军阀和土匪作风。孟阁臣占用富户宅院，收受钱粮，生活奢侈，还让部下向百姓摊派。七路军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逐渐引起群众不满。
杨成武并没有一开始就采取强硬办法。他按照晋察冀军区的要求，向七路军派出干部，举办训练班，安排政治工作人员进入连队，同时尝试发展党员，建立新的组织关系。
孟阁臣却处处抵制。他把指导员称作“捣蛋员”，不允许政治干部参与核心事务，还暗中拉拢旧军官共同排斥八路军的工作。有人劝他接受改造，他甚至说：“弟兄们只要听命令打鬼子，何必再弄这些规矩？”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讲团结，实际却回避了军队性质问题。没有政治组织约束的武装，平时或许可以并肩作战，一旦利益、地盘发生变化，立场就可能迅速改变。
更严重的情况随后出现。七路军参谋处长马越携带巨款前往北平，名义上是购买电台，却被情报人员发现进入日军宪兵机构。与此同时，孟阁臣又与保定一带的伪军往来密切。易县百姓不断控告七路军强征钱粮，种种迹象叠加起来，已经不能简单归为军纪败坏。
杨成武曾提出过较为缓和的办法，准备借召开抗日联席会议的机会，将孟阁臣请来，争取当面解决问题。聂荣臻没有同意。他判断，七路军内部政治工作薄弱，孟阁臣本人又善于周旋，即使被控制，部下也未必会服从。
聂荣臻问：“如果动手，有没有把握？”
杨成武回答：“可以调集几个团，但要防备日伪军从保定、北平方向增援。”
农历腊月三十，杨成武向孟阁臣发出邀请。赵玉昆率先到达，并表示愿意配合行动。孟阁臣却迟迟不见踪影。直到下午，七路军卫生部长卢星文才带着酒肉、布匹、药物和粮食前来，说孟阁臣身体不适，无法赴会。
杨成武当即看出，这不是赔罪，而是在试探八路军的态度。他下令扣留卢星文等人，并命令部队天黑后展开行动。
七路军的兵力分散在多个村庄，司令部设在北娄山。杨成武分兵包围各处据点，亲自率领精干部队直扑孟阁臣驻地。守寨人员中有抗敌剧社成员，他们早已对孟阁臣的做法不满，得知八路军要解决这支队伍后，很快打开寨门。
战斗没有持续太久。七路军缺少严格训练，警戒松懈，抵抗很快瓦解。孟阁臣见势不妙举起白旗投降。其副官吴炎随后揭发了他与日伪往来的情况，也交代了私藏钱财的地点。据说清点金银时数量极多，连炕面都被压塌。
孟阁臣被押送晋察冀军区审讯。聂荣臻原本考虑从宽处理，但他并未真正悔改，后来还试图越狱。重新被捕后，孟阁臣被依法处决。
消息传到延安后，确实引起过议论。有人担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处决一个地方武装首领，会不会影响团结，甚至怀疑这一决定是否过于严厉。
但统一战线从来不是无原则收编。能够共同抗日的力量要争取，借抗日名义欺压百姓、破坏组织，并同日伪暗中往来的首领，则不能因为披着抗日旗号就放弃警惕。七路军的结局，正是当时敌后整顿地方武装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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