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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平元年,曹操三十岁,任济南相。到官不久,他就把境内六百多座城阳景王祠拆了。

汉代国家祭祀和地方淫祀之间,一直别着劲。《汉书·郊祀志》说“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所谓淫祀,就是不在国家祀典里、民间自己兴起来的祭祀。这种东西往往不只是烧香磕头,背后常连着地方豪强、巫祝和商人。济南的城阳景王祠就是个典型。

城阳景王刘章是西汉宗室,平诸吕有功,封在城阳。他的封地本来在莒县,后来祭祀风气慢慢传到青州诸郡,到东汉末年,济南一带已经泛滥。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写得很具体:

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社祀。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世弥久,莫之匡纠。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也说:

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

历任长吏不敢禁,未必是怕刘章显灵,更多是怕祭祀背后那帮人。巫祝、商人、地方豪强借着祭祠,把一套模仿官府的排场搭了起来:“假二千石舆服”“备置官属”。衣服、仪仗、属吏都齐了,这套东西就有了类官僚的号召力,能和地方官府别苗头。百姓的钱花在祭祀上,财富往巫祝和豪强手里聚,官府的赋税和行政权威自然受损。

曹操毁祠,说到底,是把国家祀典之外的那部分神圣权力收归官府。他捣祠屋、禁私祀,断的是地方势力借鬼神之名分权力的路。

对他个人来说,这事也有很现实的考虑。《让县自明本志令》里他自己说: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

曹操是阉宦之后,士族名士圈子里始终有人看不起他。济南禁淫祀、整吏治,手段虽硬,却正好能让他“建立名誉”。他要用这种姿态告诉天下士人:我能做事,也敢得罪人。

不过手段太刚,也留下了后患。后来他杀兖州名士边让,兖州士族感到的恐惧,和当年济南豪强差不多:这个人容不下任何独立于他权力之外的号召力,不管是神明,还是名士清议。

二、

济南毁祠是拆既有的民间神权。到了后来,曹操又把手伸向另一类人:方士。

曹丕《典论·论方术》里回忆:

颍川郤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

张华《博物志》也说:

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以无不至。

历来有人拿这个说曹操迷信,求长生。这话未必有错,但只说了一半。东汉末年,民间起事多借方术、巫道号召。《后汉书·皇甫嵩传》说张角太平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五斗米道张修也“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治病、断食、说祸福,本来就是聚人的好手段。一个方士在乡里走动,不用兵、不用官,就能有一批人跟着。

曹操把知名方士招到邺城,搁在幕府里,说到底是“聚而禁之”。人到了眼皮底下,民间就少一个传法聚众的中心;他们的技术,也可以留在曹家手里用。方士还能行气、辟谷、补导,但很难再成为民间信仰的核心。

华佗是这批人里最特殊的一个。《三国志·方技传》载:

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华佗医术高,而曹操的头风又离不开他。这就让华佗有了某种影响最高统治者身体的能力。华佗不愿长期待在曹操身边,“久远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

曹操派人去查,发现华佗妻子并没病,于是大怒,把华佗下狱。荀彧求情:“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曹操回答:

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

这句话常被拿来证明曹操刻薄寡恩,说得也不算冤。但曹操杀华佗,不全是医学问题。他在意的是华佗“恃能自重”的姿态:你有本事,我可以用你;你不能拿本事来拿捏我。一个能用医术让君主离不开的医者,和一个能借神权跟官府别苗头的祠庙,在曹操眼里有相通的地方——它们都握有独立于王权之外的力量。

后来曹冲病重,群医无策,曹操叹了一句:“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这话里有父亲的悔,但未必能反推他会改掉自己的权力观。以曹操的性子,悔归悔,认错未必。

三、

对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的民间教团,曹操的办法不一样:能收就收,不能收就打,打完再把人口和组织拆散。

太平道是公开反叛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百万之众入兖州,《三国志·武帝纪》载:

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曹操没有把降众尽数杀掉。他从三十万降卒里挑出精锐,编成青州兵;其余流民就地安置,纳入郡县编户。太平道那套宗教组织,到这一步就散了。人从教众变成士兵、编户,再想靠教义聚起来就难了。后世多注意青州兵的军事属性,其实它同时也把太平道的宗教属性消解掉了。这支军队后来只听曹操,不听太平道的教义和神明。

五斗米道不一样。张鲁割据汉中近三十年,以鬼道治民,不设官吏,用祭酒管民,是个政教合一的局面。建安二十年,曹操征汉中。《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鲁听说阳平已陷,准备归降。功曹阎圃劝他:“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张鲁于是奔南山入巴中。临走前,左右想烧宝货仓库,张鲁说:“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于是封藏而去。

张鲁这一手很克制,曹操也给了厚待:

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

一剿一抚,差别不在曹操对五斗米道更宽容,而在两者的形态不同。太平道已经举旗反叛,席卷八州,除了打没有别的路;五斗米道是割据一方的政权,张鲁没有跟曹操拼到底的意思,能用爵位、婚姻买下来,何必用兵去毁。曹操把张鲁及其五子、阎圃等封侯,又让儿子娶张鲁女,再把汉中民众北迁到关中、洛阳一带,分散聚居。教团上层进了体制,下层被迁徙打散,号召力自然就弱了。

曹操不关心信仰本身的对错,他关心的是信仰会不会挑战他的权力。能纳入世俗权力框架的,封爵、联姻、迁徙都可以用;不能的,就打散。

四、

曹操没有完全扔掉“天命”这个工具。他只是把解释天命的权力,攥在自己手里。

“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西汉末年就有了。《后汉书·公孙述传》载,光武帝刘秀曾和公孙述辩论此谶,说“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可见两汉之际这已经是公开的政治预言。到建安末年,曹操权力大了,这则谶语被重新解释,成了曹魏代汉的合法性依据。

《三国志·文帝纪》裴注引《献帝传》载,延康元年,太史丞许芝上言魏代汉的谶纬依据,引《春秋汉含孳》“汉以魏,魏以征”,《孝经中黄谶》“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又说:“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许芝这套上言,背后大概有曹魏集团高层的授意,至少是默许。说全是下层官吏自发,不太像。但终曹操一生,他没有迈出称帝那一步。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略》载,孙权上书称臣,说天命。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外人看,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趁机劝进,曹操答: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吾为周文王”常被看成篡位自白。但放在曹操一生对神圣权力的态度里看,这话更像分工:世俗权力的积累、天命解释权的准备,由他来做;登基受命、完成天命转移的仪式,交给曹丕。他不是不信天命,是不信天命能脱离人的掌控。早年拆别人的神祠,是不让别人解释天命;晚年默许臣下造谶纬,是给自己家争解释天命的权力。一破一立,神圣权力的归属就变了。

五、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年六十六。

他留下的《遗令》不像帝王遗诏,倒像家常安排: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

没有天降异象,没有配享宗庙的要求,也没有专门安排祭祀。余下的香分给诸夫人,让她们学做鞋卖;伎人安置在铜雀台,按时奏乐。一个拆了六百座祠庙的人,临死没给自己立神坛。

两汉四百年,阴阳灾异、谶纬符命一直在政治里打转。曹操对这套东西的态度,比“信”或“不信”都复杂。鬼神可以禁,方士可以养,谶纬可以用,天命可以造,但到最后,都要落到世俗权力上。他不是无神论者,也谈不上迷信,更像一个很清楚神圣权力怎么用的人。后世骂他奸雄、骂他篡汉,却少有人注意,他真正动过的,是汉代以来神权和王权纠缠不清的那套政治传统。

从济南的六百座祠堂,到洛阳铜雀台的六尺灵床,中间四十一年。曹操拆过神,养过方,用过谶,拒过帝。他对“天命”的态度,大概就落在这里:能拆就拆,能收就收,能用就用,但始终不肯把自己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