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王平被授予上将军衔,王宗槐成为中将,易耀彩获授少将。三位将军身后,分别站着范景新、范景明、范景阳三姐妹。她们不是因为婚姻被人记住,而是早在抗战烽火中,就已经各自走上了革命道路。

范家所在的村庄,在晋察冀根据地并不起眼,却是远近闻名的抗日村。父亲范成儿担任村动委会主任,二叔负责交通联络,五叔范颖高是地下党员。父亲和二叔曾把四十多名青年送进部队,母亲虽然裹过小脚,却天天纳军鞋、做慰问袋,还挨家检查活计。

这样的家庭,谈不上什么优越条件,却有很强的责任意识。谁家缺军鞋,谁家有人思想犹豫,谁家孩子想参加抗战,范家人都愿意搭把手。范景新从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地方抗日工作,担任妇女主任,忙到顾不上吃饭。

1937年10月,二妹范景明也加入妇救会。她做动员、催军服,教妇女识字,还参与反封建工作。第二年春天,晋察冀三分区冲锋剧社招收演员,她与弟弟范景波一同报名,姐弟先后成为文艺战士。

小妹范景阳年纪更小,见两个姐姐都参加了抗战,便缠着家里人说:“我也要去。”长辈们没有把她当孩子哄,而是想办法把她送进了舞蹈班。至此,范家三姐妹在敌后根据地各有岗位:一个做群众工作,一个从事文艺宣传,一个走上医务道路。

有意思的是,三姐妹后来与三位将军结为夫妻,并不是在安稳环境中慢慢选择的。战争年代,干部和医务人员长期分散,许多婚姻带有组织协调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完全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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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景阳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药剂,后来到晋察冀第五军分区休养一连实习。一次,她陪张医生去见参谋长易耀彩,原本是陪人相亲,易耀彩却注意到了她。组织了解双方家庭和经历后,作出结婚安排。

范景阳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是张医生吗,怎么成了我?”在战争压力下,组织干部半开玩笑地劝她,先结婚,再慢慢了解。易耀彩是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老同志,性情谦和,也懂医务人员的辛苦。范景阳经过考虑,同意了这桩婚事。

范景明的婚姻,则多了一些曲折。1941年秋季反“扫荡”后,她回到白求恩卫生学校继续学习。学校迁到阜平县大台村,距离姐姐范景新和王平的住处不远,她常去姐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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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回去时,她见到了王宗槐。王宗槐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重要政治工作职务,话不多,神情严肃。范景明的评价很直接:“可敬,可不亲。”她更敬重医务人员,对政工干部缺少兴趣。

改变她看法的,是王宗槐在反“扫荡”中的一件小事。军区需要上报营以上干部名册,资料早已因敌情销毁,许多干部又分散各地。王宗槐凭着平日掌握的情况,与两名干事协作,在数小时内整理出近两千人的名单,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

范景明听完后,开始主动询问他的记忆方法。两人从谈工作,到谈学习,再到谈生活,关系逐渐发生变化。由于白求恩卫生学校规定在校期间不能结婚,他们直到1944年6月26日,才在延安宝塔山下举行婚礼。婚假原定三天,却一天也没有真正休息,婚后便各自返回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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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生活清苦,范景明曾因途中遇袭丢失衣物,长期没有合适的换洗衣服。一次卫生展览上,毛泽东询问她的姓名,还让她在手掌上写下“范”字。得知她只有一套军装后,边区有关部门随后为她添置了衣物。这件小事,反映出当时根据地干部生活的艰难,也体现了组织对一线人员的照顾。

1955年授衔前,范景新已经转到地方工作。她早年参加抗战,也学过医,但因战争需要没有完成学业,后来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照当时的精简安排,她于1954年脱下军装,没有参加授衔。

王平、王宗槐身处干部管理岗位,却没有为亲属谋求特殊待遇。范景明当时在总参卫生部门工作,被授予少校军衔;范景阳在海军门诊部门工作,被授予大尉军衔。三姐妹的经历,恰好说明了一个朴素事实:她们的婚姻后来引人注目,真正支撑这段故事的,却是抗战年代各自留下的工作和选择。200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三姐妹一同获得相关纪念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