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湖北襄阳一带,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电话。电话内容很直接:第二战区准备把邓锡侯所部川军送走,第一战区也不愿接收,这批部队该往哪里安置?

李宗仁没有犹豫,回答得也很干脆:“只要到了第五战区,就是第五战区的兵。”

这句话,改变了几万名川军官兵的去向,也让后来台儿庄战役中的一场苦战,多了一支关键力量。

川军出川,并不是临时起意。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表示,四川可以出兵抗战,并承担相应的粮饷补给。四川远离正面战场,却愿意把部队送到华东、华北,代价自然不小。

刘湘率领的部分川军东出后,杨森等部先后投入淞沪战场。川军武器落后,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到了阵地上却没有轻易后退。淞沪会战伤亡极其惨重,许多部队打到建制残缺,仍然守在原来的阵地上。

另一支川军由邓锡侯部组成,北上进入山西,归第二战区调遣。这支部队共有四个师,人数在四万以上。问题也摆在眼前:枪械不统一,弹药不足,重武器更少,和中央军精锐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当时,日军沿平汉、同蒲等方向推进,太原成为山西战场的核心目标。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娘子关等地组织防御。邓锡侯部被安排在娘子关方向,与晋军、西北军以及其他部队混合部署。

这种部署看似兵力不少,内部却并不顺畅。不同系统的部队之间缺少磨合,命令传递也不够统一。娘子关防线一旦出现缺口,各部很难迅速补上,日军便利用山地道路和防御间隙连续突破。

防线失守后,各部开始后撤。遗憾的是,邓锡侯部接到撤退命令较晚,撤离时已经十分被动。川军本就缺少武器弹药,撤出阵地后又没有得到及时补充,部队的怨气越来越重。

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下,川军曾夺取晋军军火库中的武器弹药。这个举动违反军纪,也激怒了阎锡山。他随即向蒋介石发电,认为第二战区无法继续容纳邓锡侯部,要求这批川军离开山西。

蒋介石接报后,先询问第一战区是否能够接收。第一战区很快回绝,理由是自身兵力和补给都已十分紧张。这样一来,邓锡侯部便陷入无处可去的局面。

蒋介石一度准备将川军送回四川。白崇禧在旁边劝道:“不急,我再问问德邻。”这里的“德邻”,正是李宗仁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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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随后联系李宗仁,询问第五战区是否愿意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没有追问川军此前的失误,只说:“有多少人,先过来再说。到了第五战区,就是自己人。”

这份态度很快传到川军官兵当中。邓锡侯部抵达第五战区时,兵力已经损失不少,装备也十分残破。李宗仁把手中能够调出的枪械、子弹和手榴弹优先补给给他们,数量未必充足,却让这支被多方推拒的部队重新有了归属。

有意思的是,李宗仁并没有把他们当成一支需要安置的杂牌军,而是立即按照作战需要重新使用。川军也明白,自己不能再靠口头解释挽回名声,只有在战场上重新证明。

1938年3月,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下,矛头直指徐州。第五战区准备在鲁南地区阻击日军,邓锡侯部所属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进入藤县一带,承担迟滞日军、掩护主力展开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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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藤县的,是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日军兵力、火力都占优势,守军却没有足够条件进行长期坚守。王铭章清楚,藤县一旦过早失守,后方部队就可能来不及调整部署。

战斗打响后,川军凭借城防和街巷展开抵抗。日军炮火不断轰击,守军阵地逐段被压缩,通信也逐渐中断。部下曾建议突围,王铭章仍决定留下指挥,尽可能拖住日军。

1938年3月17日,藤县城防失守,王铭章在突围和指挥作战过程中殉国。藤县守军伤亡惨重,却为第五战区主力集结和台儿庄方向的防御争取了时间。

一支原本差点被送回四川的川军,就这样在第五战区重新投入战场。李宗仁接收他们时看重的是兵力,川军后来守住藤县,留下的则是另一笔战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