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近百万元;资金先转给开票公司,再按约回流。仅从发票和流水看,这些事实足以引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怀疑。
但甘肃嘉峪关一起案件中,检察机关继续核对真实采购、运输和下游销售,联系36家客户,最终认为受票企业不具有偷骗税款故意,开票金额也未超出实际业务范围,监督公安机关撤案。
三年不索票,后来集中补开
2019年冬,一家新成立的商贸公司开始通过业务员采购防水材料。此后三年,交易均按不含税价格进行,公司没有要求开票。直到2021年下游客户提出发票需求,负责人才联系业务员补开。
对方提出,先由商贸公司把货款打入开票公司账户,再由开票公司回流,之后才能开票。商贸公司照办。2021年10月、11月,山东一家防水材料公司分两次开具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近百万元。
这些操作并不规范。真实采购与发票开具主体、资金路径之间出现分离,集中补开又伴随回流,均是需要解释的风险事实。撤案结论不能被理解为“以后都可以先走账再补票”。
开票企业被查,受票企业也立案
2024年3月,开票企业所在地警方以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立案。三个月后,商贸公司也因同一罪名被立案。当地税务部门认定涉案发票为虚开,追缴少缴税款10万余元;商贸公司于当年9月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等共32万余元。
在涉税案件中,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有关联,却不能简单画等号。发票被税务机关认定不合规,不意味着受票方必然具有骗取税款故意;开票方涉案,也不能直接推定所有受票方共同犯罪。
刑事审查仍需回答:是否利用专用发票抵扣功能骗取税款,是否有真实交易基础,发票金额是否超出实际业务,行为人对异常开票安排认识到什么程度。
36家客户证明的不是“人品”
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摸排中发现疑点,成立办案组实地走访经营场所,调取购销合同、发货清单,向物流经营者核实运单,并联系36家下游客户确认销售情况。
这些核查把货物从采购到销售的链条连接起来。合同证明交易约定,发货清单和运单证明履行,下游销售证明货物去向,转账记录则用于核对发票金额是否超出实际应抵扣范围。
如果只有一份供应商出具的“业务真实证明”,证明力远不如多组独立证据相互印证。对已被立案的企业,整理材料应按单笔交易对应,而不是把多年合同和流水混成一堆,期待办案人员自行寻找答案。
“有货”为什么不等于当然无罪
公开报道将本案表述为“有货虚开”,同时强调企业没有偷骗税款主观故意,开票金额未超实际业务范围,并已全额补缴税款,最终认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这里不能把“有货”单拎出来作为普遍免责条件。有真实货物,但开票金额虚增、品名与交易严重不符、让他人代开以骗取抵扣,仍可能产生刑事风险。是否构罪需要依据行为时法律、司法解释和全案证据判断。
2024年施行的危害税收征管刑事司法解释明确,对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特定虚开行为,不以本罪论处;构成其他犯罪的,仍依法处理。这也不是对违规开票的许可。
2025年6月30日发出撤案通知
2025年,检察机关在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中排查该案。6月30日,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撤销案件通知,三日后公安机关撤案。
与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不同,本案是在侦查阶段通过立案监督推动撤案。申请材料应围绕“不应立案而立案”的事实基础展开,具体说明真实交易、票货款关系和抵扣情况,并附能够独立核验的证据。
补缴32万余元是案件中的修复情节,但撤案理由不是“补税所以无罪”。核心仍是真实业务、主观故意和抵扣范围。把补税说成买退出刑事程序,既误读案件,也会误导企业忽略证据核查。
撤案后收到风险提示函
2025年7月11日,检察机关向企业制发风险提示函,指出管理、财务、档案和人员方面的问题,建议大额资金通过对公账户流转,会计与出纳相互制约,规范归档并分开公司与个人财产。
这份提示函与撤案并不矛盾。刑事上不构成犯罪,不等于交易和财税处理完全合规。三年不含税采购、集中补票、资金回流和供应商身份不清,本来就应成为整改对象。
企业应保存供应商真实身份和授权材料,确保合同、货物、发票与付款主体能够对应。遇到历史交易需要补票,应先核实实际销售方和税务处理,不要通过虚构资金流制造“形式一致”。
法律依据与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对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相关行为作出排除规定。
本案结果应准确表述为:检察机关经实质核查,认定某商贸公司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监督撤案;不是“所有有货虚开均不构罪”,也不是“补税后一律撤案”。
案例来源:甘肃省人民检察院转发《检察日报》《补开发票引来的“官司”——甘肃嘉峪关:精准监督还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真相》。
张月君律师 / 北京北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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