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的一天，开国中将林维先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坐在列车上，他思绪万千，满脑子都是刚参加革命时的往事：
当初他还是鄂东北特务营的通讯员，在一次为会议执行警戒任务时遇到袭击，中弹昏迷。事发突然，我方战斗人员又不多，只好选择撤离，重伤的林维先没被顾得上，跟牺牲的同志们一起倒在血泊中。
好在敌人也就是打个突袭，破坏了我方的会议后便选择撤走。几个小时后，营教导员带着人折返，他们将牺牲同志的遗体收殓下葬，最初林维先因呼吸微弱，也被放进了死人堆里。
但教导员询问伤亡情况后不信，他说：“那个孩子才参加革命几个月，人又机灵，怎么会就这样没了？”说罢他将林维先翻了出来，耳朵贴在胸口仔细听，真的被他听到了心跳。教导员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林维先，带着去接受救治，这才让林维先捡回一条命。
原本营教导员对林维先就非常照顾，这救命之恩更是让林无比感激。只不过战争年代调动频繁，土地革命以后林维先未能再与之共事，且很多年没听到确切消息，只知道老首长坚持在大别山地区战斗。
直到授衔后一次开会时，他从旁人闲聊中得知教导员正在武汉任职，且军衔有些偏低，就连忙往武汉而去。
在一间平房内，林维先终于见到了老首长，当他见到那军服上的大校肩章时，瞬间落泪：“老首长，你怎么才是大校？论资历，讲贡献，这不公平啊！”教导员反过来笑着宽慰他，说能见到革命胜利已经心满意足，不必在乎肩上有没有星星。
林维先不知道的是，若非先念同志的坚持，教导员很可能连大校都无法评授，没办法，当初有几顶“帽子”影响深远。
而当初教导员受到的处分，其实是论心还是论迹之间的，他本人直到晚年都还在申诉，希望组织能够查明历史问题。
一、
这位让林维先记挂在心的老首长叫罗厚福，因为军衔他还创造出一项记录：唯一一个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55年大校。这是很多开国上将都不具备的荣誉，不过纵观罗厚福的经历，他是当之无愧的。
革命早期的形势极为严峻，我党曾建立又放弃过诸多根据地。有些根据地放弃后就彻底瓦解，但有些根据地还被少数人给坚持了下来，最终等到革命的胜利。
那些留守坚持的英雄，后世往往会赞誉他们让某地红旗不倒。而罗厚福，就是那个让鄂豫皖不倒的人。他共有五次留守的经历，每次都是绝处逢生。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罗厚福被留了下来。他靠着13发子弹，重新拉起一支鄂东道委挺进军，并入到红25军当中；
后来红25军也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被迫出走，罗厚福又留了下来，带着20余人进入老君山打游击，艰难度过几个月等到了高敬亭红28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28军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奉中央命令东进。罗厚福再一次留了下来，担任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副主任兼干部连连长。等李先念奉命经营大别山时，他先后担任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14旅旅长；
看到新四军第五师，想必大家也能猜到他解放战争初期的经历了。
中原突围时，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兼独一旅旅长的罗厚福本已率部冲破防线渡过襄河，正待按计划挥师入川开辟川鄂根据地之际，突然收到中原局急电，返回接应左路纵队并接受其指挥。
于是，独一旅折返，之后参与组建鄂西北军区，王树声出任军区司令员，罗厚福是副司令员。
可惜我军未能成功在鄂西北立足，最终王树声化装撤离，部队分散战斗，罗厚福还是留了下来；
他等到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出任新组建的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奈何刘邓大军也无法在大别山坚持，主力于1948年3月转出。罗厚福依然留了下来，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
解放战争越往后，局势就越往我方倾斜，罗厚福等到了后来的反攻，配合渡江部队解放了湖北，后来就一直在湖北任职，担任过湖北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按照资历，罗厚福符合三枚一级勋章的硬性条件，即土地革命时期是师级以上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是旅级以上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是军级以上干部。
他的留守经历很能体现革命精神，也是加分项，正常来讲，他要被授将军是很简单的事。然而，在现实中如果不是原新四军五师师长、湖北军区司令员先念同志帮忙说话，他差点连大校都没评上，这是为何呢？
二、
说起来还是“三反五反”运动中被举报的原因，涉及到了三件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处决了丁少卿。
丁少卿原本也是红军，1934年4月红25军重建时他还担任了红25军75师师长，搭档政委是高敬亭。红25军主力出走后，丁少卿也被留了下来，不久担任红28军军部参谋。
但是，高敬亭在红28军内部下手太狠，丁少卿后来被吓跑了。开国少将詹化雨在回忆录里记述：詹化雨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及：
“1935年9月下旬，我各分散部队按规定的时间，在麻城境内会合……军政委也将鄂东北肃反情况向大家讲了，并当场将军部参谋丁少卿和手枪团余团长逮捕……后来因看管不严，丁少卿趁夜间跑了，因此，余团长即被处死。”
丁少卿东躲西藏了一阵，或许是为了保命，或许是出于怨恨，他在敌人的拉拢下组建了一支别动队。因为他熟悉红军的情况和活动范围，到处偷袭我军，给我军造成了很大损失。
到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展开合作，丁少卿又因为不习惯旧军阀的作风且不受重用，想要回归队伍。他认为两党之前那么大仇恨都可以放下，自己应该也能被原谅，就去找了董必武。但董必武没有接受。
丁少卿只好回到别动队，有一次意外与罗厚福所率的新四军部队遭遇。之前因为丁少卿吃了那么大亏，罗厚福等人没有忘记血仇，所以将丁少卿抓捕后处决。
这看起来是一件锄奸的往事，但抗战初期两党达成了统一战线，丁少卿再怎么说也在国民党建制下，其被杀后，国民党以此为借口向新四军问过责，造成了一些麻烦。
“三反五反”运动中，好事者就把这件事翻出来说罗厚福不顾大局，擅杀了有心回归的人。
另外，罗厚福还被举报解放战争时期办卷烟厂，账目不清、有走资之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包庇地主，为了让地主躲避审查，将其安排进卷烟厂工作。
事确实是有这么两件事，不过罗厚福也给出解释，说自己办卷烟厂是因为打游击期间缺乏经济来源，为了部队生存以及安置烈属，才想出这么个办法。由于部队里缺乏相关经验，一些进出项确实较为模糊，但绝无贪墨行为。
至于那名地主，是因为部队在大别山地区打游击时受过其帮助，对方一直很开明，对革命也是支持态度，不应一棍子打死。
罗厚福被举报的这几件事，其实说大不大，但要是上纲上线了，也不小。建国初期对经济和政治问题都看得很重，公私边界是否明确、程序是否合规等等，一放大，就超过了事件本身。
有些问题，上级还得看后续影响。就像罗厚福包庇地主，他可以的话，那别人说地主对自己有恩，也这样做，该怎么办？账目不清，那其他部队也是用于部队建设的资金来去不明晰，该怎么办？
论迹还是论心，在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答案。在五十年代，组织还是觉得一些事情的边界必须要清楚，所以罗厚福挨了处分，这样无可避免就影响到授衔。当然，组织也知道罗厚福的贡献，便于1961年将他晋升为少将。
对于军衔高低，罗厚福倒不怎么在乎，他更希望能让名誉不受损。此后他多次向组织申诉，甚至1975年病逝前还在写信希望组织查清“三反五反”中的问题。
奈何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问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像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被秘书凭空污蔑、李中权调到空军时为新军种建设带了一部分46军的经费到空3军、王集成因缺乏经费建立大建公司等等，放在其他时间不算特别严重，在建国初期就属于“大老虎”。
罗厚福也是如此，最终他带着些许遗憾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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