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史 里 的 乡 邦
《明史》里的桐城人
一部正史,怎样记住一座中国小城
清乾隆四年(1739),《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刻成颁行。这部正史从顺治二年开馆,前后修了九十多年,最后由桐城人张廷玉主持统稿、进呈刊行。人们谈起它,多半谈体例之严、叙事之正;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件事,把这部书写完的张廷玉,他的高祖父,就立在这部书的《循吏传》里。
那位高祖父叫张淳,在浙江永康做过一任知县。因为断案又快又准,永康百姓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张一包"。
一部国史,收的是有明一代的人和事。而在《明史》里,"桐城"这两个字,远不止在张淳一个人之后出现。
《明史》里有多少桐城人
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统计,明清两代桐城共出举人七百九十三人、进士二百三十三人,其中明代进士八十人、清代一百五十三人,在全国各县中稳居前列。
这是科举账簿上的数字。而在《明史》里,桐城人的位置是按正史的分类,循吏传、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各归各位。
《明史》中的桐城人物名录
循吏:张淳、姚旭、姚之兰
忠义:夏统春
孝义:夏子孝
列女:钟氏、杨氏、姚氏
气节名臣:左光斗、何如宠
谏诤与边事之臣:方向、方震孺、阮鹗、方孔炤
死节与遗民:方法、方以智
这份名单看着朴素,却有个讲究:正史的"类传"体例,是把性质相近的人归到一卷里。一个人的传放在哪一类,本身就是官方对他的定位。循吏传收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忠义传收的是临难不苟的人,列女传收的是以节行留名的女性。桐城人能在这几传里都占到位置,说明这座小城在明代留下的,不只是"出官",还有"出人"。
循吏张淳:断案如神的"张一包"
先说张淳。
他是桐城人,字希古,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被派到浙江永康当知县。这个县不好管。在他之前,当地"吏民素多奸黠,连告罢七令"。连着七任县令被百姓告倒。张淳到任时,案卷堆积,"讼者数千人"。
他治县的办法,一个字,快。史书上说他"剖决如流":谁来递状子,当场就告诉他哪天审;到了日子,原告被告一到庭,三言两语就把是非分清楚,从不积压。乡下人打一场官司,带一包午饭来就够用。于是永康人给了他那个绰号,"张一包"。《明史》特意解释:"谓其敏断如包拯也。"
第二个字是智。永康有个巨盗叫卢十八,抢了官库的金银,十几年都抓不到。御史把这桩案子交给张淳。他当众立下三个月内必擒的军令状,又请御史在一个月里连下几十道缉捕檄文;檄文发过之后,他却笑着说:"盗遁久矣,安从捕。"意思是,贼早跑了,上哪儿抓?索性不再过问。
这话是说给盗贼的耳目听的。卢十八听说县里不管了,便放下心来。张淳随即使出另一手:先让人诬告一个和卢十八私通的吏员欠了债,把吏员下狱;再悄悄召见这个吏员,说他通盗当死,教他请妻子代自己坐牢、他本人出外筹钱来还。卢十八听说相好的进了牢房,急忙前去探望,被灌醉拿下。案子报到御史那里,前后只用了两个月。
第三个字,是仁。永康百姓贫苦,生下女婴多不肯养活。张淳"劝诫备至",对实在困难的,就捐出自己的俸禄接济,救活的孩子数不清。
第四个字,是严。有一年大旱,劫掠成风,他下令劫夺者处死。当时正好有人只抢了五斗米,张淳故意取来一名死囚杖杀,再张榜公布他的罪状说:"这就是抢米的那个人。"众人从此慑服。还有人拿人命来诬告,他查无实据,就反坐诬告者,"无诬讼者"。
最见心思的一幕,是在他离任那天。张淳治绩第一,奉召入京,刚登上车,回头对下属说:"某盗已来,去此数里,可为我缚来。"
下属顺着方向去找,果然有个盗贼正在河边洗脚。永康人惊为神助,张淳却说:"此盗捕之急则遁,今闻吾去乃归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贼抓得急他就跑,听说我走了才回来,我是凭事理推算,哪有什么神。
后来他起复为建宁知府,又进浙江副使。当时浙江有一批召募兵,抚按商议要解散,士兵汹汹,眼看要生变。张淳说:"是骄悍者,留则有用,汰则叵测。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壮勇,则留者不思乱,汰者不能乱矣。"依此施行,事态遂平。他官至陕西布政。
不过张淳在这篇文章里真正重要的,是另一重身份。
桐城清河张氏在明初由江西鄱阳迁来桐城,始祖名张贵四;从张贵四往下五代,这一支都默默无闻,直到张淳出现,才第一次在史册上有了名字。按桐城张氏的世系,张淳是张英的曾祖父,也是张廷玉的高祖父。
也就是说,张廷玉主持定稿的这部《明史》里,正正经经立着他自己高祖父的传。一个后来以"清、慎、勤"闻名的名臣,其家族"科第起家"的起点,就写在《明史·循吏传》当中。这大概是桐城人读《明史》时,最容易会心一笑的一处。
循吏姚之兰:把盐碱地变成"姚浦"
《明史》循吏传里,桐城人不止张淳,还有姚旭、姚之兰这一对祖孙。这里单说姚之兰。
姚之兰(1562—1624),字汝芳,号芳麓,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到福建海澄当知县时,遇到的第一桩麻烦是税。当地由太监管税,私下把税额加了十倍。姚之兰发布告示,免除额外加征,又想方设法让那位掌权太监回了福州,此后海澄再没有苛捐杂税。
第二桩麻烦是地。海澄九都一带土地贫瘠,长年受干旱和盐碱之苦。姚之兰组织百姓疏浚水渠三百多丈,把石马山的淡水引进山涧,又砌石为闸、按时启闭,再修堤防抵挡海水倒灌。九都从此变成沃田,百姓把那片地方叫作"姚浦"。
他辞官回乡时,数千人哭着送他;商人追到境外送金银,他一概不收,最后只取了一匹细绢上路。
在汀州知府任上,朝廷加征军饷,他清点府库结余,得银五千两用以抵扣,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姚之兰六十九岁去世。桐城百姓把他供进乡贤祠,海澄、汀州、杭州也都把他供进名宦祠。桐城姚氏在明代还出了姚旭,官至云南布政司右参政,同样列名《明史·循吏传》,一个家族两代循吏载入正史,家声就是这样立起来的。
忠义与孝义:夏统春骂贼,夏子孝割股
《明史》把忠义、孝义分作两类,桐城在这两传里各有一人。
夏统春:一个书生的死法
夏统春,字元夫,桐城人,诸生出身,"慷慨有才志",由保举授黄陂县丞,曾代理县事,"著廉能声"。他的传在《明史》卷二百九十四《忠义六》,和同卷一批殉国的州县小吏排在一起。
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的部队进犯黄陂。此时夏统春已经升任麻阳知县,还没去赴任,便留下来督众拒守,硬是守了十五个昼夜,贼军忽然解围而去。他判断贼一定会再来,而守城的百姓已经疲惫不堪,就让大家回家歇一歇。过了五天,贼军果然突至,城破。夏统春与贼巷战,力尽被俘。
贼要逼他屈服,他指着贼首痛骂;贼怒,砍断他的右手;他用左手指着贼再骂,左手也被砍断;他骂声不止,贼便割去他的舌头;他怒目而视,贼又挖去他的双眼;他仍然用头去撞贼,终于被支解而死。
《明史》把这几个动作一个一个写下来,笔法克制,却把一个桐城书生宁死不屈的样子完整留在了史册上。
夏子孝:割股救父,庐墓荒山
夏子孝,字以忠,桐城人。他六岁丧母,"哀哭如成人"。九岁那年父亲得了危疾,他向天地祈祷,割下自己大腿上六寸多的一块肉,煮成羹端给父亲,父亲的病竟然一下子好了。第二天伤口作痛,父亲追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乡里老人把这件事报给官府。知府胡麟此前梦见"王祥来谒",次日一早恰好接到县里的公文,惊叹道:"孺子其祥后身耶?"于是召见他,把他原来的名字"恩"改成了"子孝"。督学御史胡植随即让他入县学为诸生,按月给廪米,又嘱托贡士赵简教他读经。
嘉靖末年父亲去世,夏子孝在墓旁筑庐守丧,"独居荒山,身无完衣,形容槁瘁"。后来他先后师从王畿、罗汝芳、史桂芳、耿定向,"获闻圣贤之学"。耿定向任督学御史时,打算上疏表彰他的孝行,他坚决推辞说:"不肖不忍以亡亲贾名。"——我不忍心拿死去的父亲去换名声。事情就此作罢。临终前,他嘱咐儿子一句话:"葬我父墓侧。"
列女三则:三个桐城女性的选择
《明史》列女传里,有三位与桐城有关的女性。她们不是达官显贵,却把桐城人家的家教与性情写进了正史。一部国史能记住几个普通女子的名字,本身就是很少见的认可。
图:安徽桐城文庙
钟氏:背着丈夫的骸骨走了四千里
钟氏,桐城陶镛的妻子。陶镛因罪戍边,死在异乡。钟氏这时二十五岁,儿子陶继还在襁褓里。她"负镛骨四千余里归葬",然后剪断头发、闭门不出,守节五十七年,八十二岁去世。
她的守节不只是一个人的事。儿子陶继早逝,儿媳方氏二十七岁守节,抚养两岁的陶亮,四十年如一日;陶亮后来中景泰四年(1453)乡试,入太学,也早逝,他的妻子王氏、妾吴氏都没有子女,扶棺归葬,靠纺绩过活,又守节二十六年。县令陈勉把这一家的情形上报,朝廷下诏"旌三代",当地人称她们住的地方为"四节里"。桐城学者方学渐还写过一篇《陶氏六节传》,把这件事详细记下来。一家三代守节,在《明史·列女传》里也属罕见。
杨氏:以死成全她说的三件事
杨氏,桐城吴仲淇的妻子。吴仲淇早逝,家里贫穷,公公想让她改嫁。杨氏说:"即饥死,必与舅姑俱。"就是饿死,也要和公婆在一起。公公没能勉强她。
几年后家境更差,公公和她的父母商量,要把她嫁出去抵债。杨氏仰天喊道:"以吾口累舅姑,不孝;无所助于贫,不仁;失节则不义。吾有死而已。"
我这张嘴拖累公婆,是不孝;对家里的穷帮不上忙,是不仁;失节,是不义。我只有一死。说罢,把头发咽下,窒息而死。她果真是以死成全了自己说的孝、仁、义三件事。姚氏:把儿子推下山崖的母亲
姚氏,桐城人,湘潭知县姚之骐的女儿,诸生吴道震的妻子。十九岁丈夫去世,因幼子德坚还在襁褓,她"忍死抚之",把孩子拉扯大。
过了二十六年,到崇祯末年,流贼劫掠桐城,她的兄长孙林带着母亲去潜山避难,姚氏一同前往。贼人突然追到,孙林格斗而死,德坚背着母亲逃命。姚氏对儿子说:"事急矣,汝书生焉能负我远行,倘贼追及,即俱死,汝不能全母,顾反绝父祀乎!"
事情急了,你一个书生,怎能背着我走远路?如果贼追上来,母子一起死,你救不了我,反倒断了你父亲的香火。
她呵斥儿子快走;德坚哭着不肯,姚氏就把他推下几层山崖。贼到了,喝令她"出金可免",她答:"我流离远道,安得有金。"贼让她解衣查验,她骂道:"何物贼奴,敢作此语!"于是被乱刀砍死。
气节名臣:左光斗与何如宠
左光斗:风雪古寺里的那件貂裘
左光斗(1575—1625),字遗直,号浮丘,桐城人,官至左佥都御史,"东林六君子"之一。他的传在《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和杨涟同卷,是《明史》里桐城人物分量最重的一篇。传中几件事,最能见桐城士人的行事风格。
一件是治恶打假。他巡按中城时,"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辇下震悚"。
一次就查获假印七十多枚、假官一百多人,整个京城为之震动。
一件是兴修水利。他推行屯田之策,在天津、京东一带教百姓种稻。邹元标后来感叹:"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遍地耶,左公力也。"
一件是识拔人才。风雪之夜,他微服巡视京畿的一所古寺,看见一个年轻书生伏案而卧,文章刚写成草稿。他读完,解下身上的貂裘盖在书生身上,替他掩上门。后来他把这个书生拔为秀才第一名,并断言:"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将来能接续我志向的,大概就是这个年轻人。那个书生,叫史可法。
还有一件,是死。他与杨涟一起弹劾魏忠贤,被诬坐赃二万,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六日和杨涟同日被害于狱中。当时"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魏忠贤事败被诛后,朝廷赠他右都御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史可法后来每说起这位老师,都说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句话放到今天读,仍然能感到分量。
何如宠:十六个字的评语
何如宠(约1569—1641),字康侯,号芝岳,桐城人,官至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传在《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天启五年正月朝廷推举左侍郎,有人进言"如宠与左光斗同里友善",他因此被夺职闲住。桐城文人之间的乡里情谊,在这里竟成了被打击的把柄。
崇祯元年,他起为吏部右侍郎,随即拜礼部尚书,力谏革除宗藩婚嫁、命名的积弊,使"贫宗得嫁娶者六百余人"。大学士刘鸿训因增敕一事获罪,他力为剖析,刘鸿训得以免死戍边;崇祯帝要族诛袁崇焕,也因他的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京师戒严时,众人主张用私财招募乡众帮助官军,唯独他指出这些人来路叵测、用不好会招来内乱,后来果然应验,他因此更受皇帝信任。崇祯六年他被召为首辅,因忌惮温体仁,连上六疏坚辞才获准。
《明史》在他传末写下十六个字:"操行恬雅,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世尤高之。"这十六字是何如宠的写照,读来,也几乎是张廷玉本人的处世准则。传中还附记其兄何如申与他同举进士,督饷辽东"有清操",桐城世家"孝友传家"的模样,大抵如此。
在《明史》之外,何如宠还留下一笔乡邦功德:安庆设巡抚、桐城茅草堰的水利修建,多由他奏请促成。这类事未写进正史正文,却是桐城人真正记在心里的事。
谏诤与边事:方向与方震孺
方向:把一颗珍珠扔进海里
方向,字与义,桐城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他的传附在《明史》姜绾传之中。
方向初授南京户科给事中,以刚正敢言著称,时人叫他"方给舍"。弘治初年,他正面和权阉相抗:先弹劾中官陈祖生违规开垦后湖(今南京玄武湖)湖田、致使湖面淤塞,又因雷击孝陵柏树,上疏弹劾大学士刘吉,并且"诋祖生益力"。陈祖生对他"衔之切骨"。
当时方向正负责监察后湖黄册,那是明代的户籍赋役档案。陈祖生于是反咬一口,诬告方向与主事卢锦侵占湖田,又和刘吉、蒋琮等人合谋,削去卢锦的官籍,把方向贬谪,还把姜绾、余濬等一批言官一并逮赴京城审问。方向最终被贬为云南多罗驿丞。这件事闹得"朝廷舆论喧哗",方向也因此"声名震动天下"。
此后他历任资阳知县、安陆知州,最后做到琼州知府。据《明史稿》记载,他入京朝觐时,随行的仆人私下买了一颗珍珠,他发现后要了回来,把它扔进海里,一颗珠子也不肯带进京。他著有《素亭稿》《一庵稿》等。
一个桐城青年言官,因为不肯向权阉低头,被贬到万里之外的滇南,却把"正"字立成了家风。
方震孺:一天上十三道奏疏
方震孺(1585—1645),字孩未,号念道人,桐城人,后移家寿州。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由沙县知县入朝任御史。传在《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熹宗即位,魏忠贤内结客氏、擅权乱政。方震孺上疏陈"三朝艰危",直言"宫妾近侍,嚬笑易假,窥瞷可虑。中旨频宣,恐蹈斜封隐祸"
提醒皇帝不要轻信身边近侍、把实权交出去。天启元年(1621),他又上《拔本塞源论》,为东林诸贤鸣不平,"疏入,直声震朝廷"。这年春天他巡视南城,中官张晔、刘朝被人告讼,魏忠贤出面请托,他拒不从命,"卒上闻",从此结下仇怨。
辽阳失守后,方震孺一天之内连上十三道奏疏,请增巡抚、通海运、调边兵、换司马,"日五鼓挝公卿门,筹画痛哭,而自请犒师"。每天五更天就去敲公卿的门,一边谋划一边痛哭,还请求让自己去犒赏军队。朝廷发帑金二十万,命他出关犒军。他到辽东"延见将士,吊死扶伤",军民大悦;受命巡按辽东、监纪军事,又"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七个月不住房子、不吃热食。广宁失陷、列城纷纷溃走之时,只有他所驻的前屯屹然不动。参将祖大寿拥残兵驻在觉华岛,他怕祖大寿降敌,亲自航海去见他,说:"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祖大寿感泣,于是同他一起归来。
魏忠贤的党羽徐大化、郭兴治先后诬劾他"攘差"、在河西贪赃,他被逮下狱、严刑拷打,"坐赃六千有奇,拟绞",又借扬州守刘铎一案改判大辟。狱中有个看门卒念他忠义,暗中给他送饭,还替他向看守谎报"病重、快死了",反倒让看守对他松了防备。崇祯即位,他获释还乡。
崇祯八年(1635)春,流贼进犯寿州,州中长官恰好迁官离去,方震孺挺身而出,"倡士民固守",贼军"自是不敢逼寿州"。巡抚史可法把他的功劳上奏,朝廷用他为广西参议,不久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落、福王在南京立国时,他当天就上疏请求勤王,马士英、阮大铖忌惮他,下敕令他回镇,方震孺"竟郁郁忧愤而卒"。
死节与遗民:方法、方以智
方法:不肯在贺表上署名
方法,字伯通,桐城人。建文元年(1399)应天乡试中举,而这一科的主考官正是方孝孺,他因此成为方孝孺的门生;后来被授四川都司断事。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极,天下各衙门都要进表致贺,而且都得署名。唯独方法不肯署名。这等于不承认新君。他因此被逮,押解赴京。船行到望江,他请求宽去刑具,说想朝着故乡先人的屋舍拜一拜,尽一尽人子的心意。押解的人答应了。他穿戴整齐,立在船头向北而拜,拜完便跃入江中。《明史》把他的事迹附在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之后。
后人传他殉难前留有两首《绝命辞》,其中有两句是"身当殉国难,死岂论官卑"。方孝孺案昭雪后,南京建方孝孺祠,方法是受祀者之一,成都也有专祠奉祀他。他是桐城方氏的先人,此后族人于明清易代之际"拒不降清或拒不仕清,多人自杀或归隐",这股家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他投江的那一刻。
方以智:削发为僧的大学者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之、浮山愚者,桐城人,"明末四公子"之一,后世称他是"十七世纪罕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他以明遗民终老,未入《明史》正文,气节事迹主要见于《清史稿·遗逸传》和桐城方志。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方以智在崇祯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受尽酷刑也始终不肯投降。南明败后,他削发为僧,拒不仕清;康熙十年(1671)因"粤案"被押解赴粤,途中在江西万安惶恐滩去世。
桐城方氏本就是一个学术世家:他的曾祖方学渐是明代中期桐城学术的领头人,创办桐川会馆;方以智本人著《通雅》《物理小识》,主张中西合璧,一生著述四百余万言。这样的家学积累,正是桐城"以学术传家"的一个样本。
附传里的复杂面相:阮鹗与方孔炤
《明史》里还有两位桐城人,是以"附传"形式出现的。一个功过并存,一个父子相牵。他们的存在,恰好说明正史记人并不是非黑即白。
阮鹗:功过并存的抗倭巡抚
阮鹗(1509—1567),字应荐,号函峰,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福建巡抚,事迹附见《明史》卷二百五《胡宗宪传》。
《明史》记他任浙江提学副使时的一件事:倭寇逼近杭州,乡民入城避难的数以万计,守门官吏拒不许入,"鹗手剑开门纳之,全活甚众"。阮鹗手持宝剑强令开门收纳,保全了无数百姓。后来他因为依附赵文华、胡宗宪,被越级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代胡宗宪巡抚浙江。
但在《明史》的笔下,他此后的形象转为负面:桐乡被围时"惧甚";改任福建巡抚后,倭寇进犯福州,他送上罗绮、金花和库银数万,又送大船六艘让倭寇载着财物离开,且"敛括民财动千万计"。御史宋仪望等人交章弹劾,他被逮下刑部,因严嵩庇护,最后仅"黜为民",所侵军饷被追还。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记载主要采自当时弹劾他的奏章。后世也有不少人为他鸣冤:他与主张招抚的胡宗宪政见不合、力主剿倭,曾招募金华、台州兵设伏,历三战大破倭寇,并生擒陈东等巨魁;被押解经过浙江时,当地士民自发到岳飞祠中为他祷告鸣冤。他的墓在今枞阳,墓前石刻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桐城明代官阶最高的抗倭人物之一,他功过并存,恰好是正史人物复杂性的一个缩影。
方孔炤:八战八捷的湖广巡抚
方孔炤(1590—1655),字潜夫,号仁植,桐城人,学者方以智的父亲。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传附见《明史》卷二百六十《郑崇俭传》。
崇祯年间,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在承天一带"击贼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于承天,八战八捷"。当时总理熊文灿主张招抚张献忠,方孔炤"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意见不被采纳,他便暗中整顿兵马、备战设防;后来张献忠果然复叛,一如他所料,而"贼故畏孔炤,不敢东"。
后来他因与杨嗣昌的招抚之议相左,被借事弹劾,逮下诏狱。他的儿子方以智为父亲讼冤,"膝行沙塸者两年"。在沙堆上跪行申诉了两年,崇祯帝为之动容,念他护陵有功,免死戍绍兴。很久以后他复官,以右佥都御史在山东、河北屯田,兼理军务;京师陷落后南奔,因马士英、阮大铖乱政,归隐十余年而终。
一位巡抚的沉浮,和一个家族的家国选择紧紧缠在一起,正是明末桐城士人的典型处境。
修史的人:张廷玉的两重身份
最后回到张廷玉。
他出身桐城张氏,父亲张英是康熙朝的大学士。他在《明史》里为左光斗、何如宠这些同乡立传,笔下自然多一层桑梓之情;而更特别的是,《明史·循吏传》里那位"张一包"张淳,正是他自己的高祖父。
在学术上,张廷玉诗文俱佳,并说过一句"学者治经而外,急宜辅之以史。盖史之文,经之案也",治经之外应当辅以读史,因为史是经的案卷。在体例上,《明史》设《七卿表》,专配明代六部加都御史的独特官制,补了前代史书的空缺。
不过也要说句公道话:《明史》实际的笔削之功,主要归功于布衣参史的万斯同。他以"不署衔、不受俸"的方式在史馆待了二十年,"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别人的稿子送到,都要经他复核审定。张廷玉的贡献,在于总裁统稿、定稿进呈:乾隆四年(1739),三百三十二卷的《明史》正式刊行。把这段史实交代清楚,才不至于让人误以为这部正史是一人一时之功。
一座县城的读书声
把《明史》里的桐城人一个一个看完,会发现他们分布得很散:有断案如神的县令,有把盐碱地变成良田的知府,有割股救父的孝子,有骂贼而死的书生,有背着丈夫骸骨走四千里的妇人,有不肯在贺表上署名的倔强者,有在牢里挨刑也不低头的御史。
这些人身份不同、际遇不同,却有个共同点:在关键的那一步上,他们都没有退。
这不是偶然。明代两百多年里,桐城诸族多为宋元之际从江西、徽州等地迁来的移民后裔,守着"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传统,世代以耕读为业。到了科举时代,读书应试成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当地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十五岁还不去应试,父兄就认为这孩子不成器;二十岁还没进学,乡里都会看不起。压力之下,是家训、族塾、会课这一整套东西在托着,让"读书"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可以操作的日常。
于是一座县城里,就这样一年一年涌现出进入国史的名人。
所以《明史》记住桐城,记的不只是几个名字。它记下的,是一座小城在漫长岁月里认真读书、认真做人的那点习性。而写这部书的张廷玉,在自己的高祖父被写进同一部书的时候,大概也会停下来,多斟酌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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