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快要死了，还惦记着自己的仇人，这不稀奇。
但稀奇的是，他惦记的方式，是把他们一个个推上高位，把整个家国天下都交到他们手里。
1872年，南京总督府。
曾国藩油尽灯枯，他这辈子活得太累了。
前半生剿灭太平天国，得了个“中兴第一名臣”的虚名，也背上“曾剃头”的骂名；后半生处理天津教案，里外不是人，一身病痛全是在官场和战场上熬出来的。
现在，他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
旁边站着他最得意的学生李鸿章，眼圈通红，心里头跟打鼓似的，憋了半天，问了一句最要命的话：“老师，这大清国以后，还能指望谁？”
屋里死一般寂静。
曾国藩喘了好几口气，浑浊的眼睛盯着房梁，像是穿透了屋顶，看到了整个乱糟糟的天下。
他张开干裂的嘴，用最后一点力气，说出了五个人的名字。
李鸿章听完，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这名单上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老师的自己人，有好几个甚至当众跟老师拍过桌子、撂过狠话。
这哪里是托付后事，这简直是在安排自己的政敌接班。
第一个名字，左宗棠。
李鸿章一听到这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
满朝文武谁不知道，左宗棠跟自己老师斗了一辈子。
俩人都是湖南出来的，都是湘军的头面人物，但脾气简直是反着长的。
左宗棠是典型的湖南骡子，又臭又硬，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谁的面子都不给。
曾国藩呢，讲究的是个“拙”字，万事求稳，能忍则忍。
当年左宗棠因为一点军务上的误会，写信把曾国藩骂得狗血淋头，还到处跟人说曾国藩坏话，俩人关系差到就差在朝堂上动拳头了。
可现在，曾国藩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不是左宗棠怎么骂过他，而是这头“骡子”有多能打。
那时候朝廷里吵得一锅粥，一帮人说，新疆那片烂地，鸟不拉屎，每年还得花大把银子养着军队，不如干脆不要了，把钱省下来搞海防，防着洋人。
这话一出，左宗棠当场就炸了，在朝堂上跟人拍桌子瞪眼，说“我大清尺寸之土，皆我祖宗栉风沐雨百战以得之，尺寸不可让人”。
曾国藩心里明镜似的，这大清国上下，缺的就是左宗棠这股子不要命的狠劲。
左宗棠这人，年轻时就不爱读那些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天天抱着地图研究西北的山川河流，哪儿有水源，哪儿能屯兵，他心里一清二楚。
这本事，不是考状元能考出来的，是真刀真枪准备干仗的学问。
让他去守西北，那是把刀用在了刃上。
后来，左宗棠六十多岁了，抬着自己的棺材出征，硬是把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从侵略者手里夺了回来。
这功劳，天一样大。
曾国藩临死前推荐他，等于告诉李鸿章：个人那点恩怨，跟国家的一寸土地比起来，算个屁。
第二个名字，彭玉麟。
这又是一个硬骨头。
如果说左宗棠是把锋利的刀，那彭玉麟就是一根秤杆，专门用来称量人心和官德的。
彭玉麟这人，当官当得像个神仙，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
皇帝六次要给他升官做总督、尚书，他六次都给拒了，一辈子就挂着个巡阅长江水师的虚职。
但他手里有皇帝赐的剑，可以在长江流域先斩后奏。
那些贪官污吏，一听“彭青天”来了，吓得腿都软了。
他跟曾国藩也是老伙计，但翻起脸来，比左宗棠还吓人。
有一回，国丧期间，按规矩官员不能搞娱乐活动。
曾国藩因为得了严重的皮肤病，痒得实在受不了，就纳了个小妾在身边，名为侍寝，实为给他挠痒。
这事儿放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那就是天大的把柄，政敌正愁没处下嘴。
消息传到彭玉麟耳朵里，他没想着去给老领导打掩护。
他直接提着那把尚方宝剑，气冲冲地闯进曾国藩的大营。
他不是来劝的，是来执行家法的。
他当着曾国藩的面，厉声呵斥，逼着曾国藩必须把那个女子送走，不然就要按军法处置。
这事搁谁身上都得气炸了，自己的心腹下属，提着剑来质问自己。
但曾国藩没有。
他看着彭玉麟那张黑脸，看到的不是冒犯，而是一种快要绝种的品质。
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学会和稀泥才能混得开。
像彭玉麟这种眼里揉不得沙子、连上司都敢“办”的“孤臣”，才是能给这艘快烂透的破船刮掉些藤壶的唯一希望。
一个国家要是没了规矩，没了骨气，就算有再多的洋枪洋炮，也得从里子烂掉。
第三个名字，沈葆桢。
这个人，跟曾国藩的梁子结得更大。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自己也是个能臣干吏。
当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着湘军玩了命地打南京城，眼看就要把太平天国给灭了，可军饷断了。
曾国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凑了一大笔钱送往前线，结果路过江西的时候，被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给扣下了。
沈葆桢没把钱装自己腰包，他把钱全用在了江西的战后重建上，给老百姓修房子、买耕牛。
这一下可把曾国藩给得罪惨了。
前线士兵饿着肚子在拼命，你倒好，在后方搞起了建设。
曾国藩气得写信大骂，两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在病床上，曾国藩想通了。
沈葆桢扣他军饷，不是为了私利，而是站在一个地方官的角度，他首先要对江西的百姓负责。
这种务实的态度，恰恰是打完仗后最需要的。
更重要的是，沈葆桢这人有眼光。
他后来去福建，一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那是中国第一个自己造军舰的地方，培养了第一代海军人才，北洋水师里好多军官都是从那儿出来的。
曾国藩推荐他，等于承认自己当年可能看走眼了。
一个国家，不能光有会打仗的将军，还得有会算账、会搞建设的“工程师”。
那笔被“截胡”的军饷，虽然伤了感情，但让曾国藩看清楚了，谁才是真正能干实事的人。
第四个名字，郭嵩焘。
郭嵩焘是曾国藩一辈子的好朋友，也是这份名单上最孤独的人。
他是湘军最早的策划人之一，但他的才能不在于带兵打仗，而在于他的脑子。
他是中国第一个派到外国去的大使。
在那个所有人都还做着“天朝上国”美梦的年代，郭嵩焘是第一个真正睁开眼看世界的人。
他到了英国，看到了干净的街道、高效的政府、发达的工业，他才知道，人家厉害的不光是船坚炮利，而是一整套咱们没有的东西。
他把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叫《使西纪程》，想让国内的同胞们也开开眼。
结果书一传回国内，立马炸了锅。
满朝的顽固派官员骂他是“汉奸”，说他给洋人当走狗，居然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最后，这本书被当成禁书销毁，郭嵩焘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曾国藩推荐郭嵩焘，是他心里最痛的一笔。
他知道，再这么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当鸵鸟，迟早有一天会被人一棒子打死。
郭嵩焘的孤独，其实是整个国家的悲哀。
他希望自己的临终推荐，能让朝廷给这个“先知”一次机会，也是给这个瞎了眼的帝国，安上一只能看清方向的眼睛。
第五个名字，刘长佑。
这个人名气没前头几个大，但他看问题看得最远，远得让人后怕。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大家的敌人要么是长毛（太平军），要么是捻军，要么是英法俄这些洋人。
只有刘长佑，把目光死死地盯住了东边那个小岛国——日本。
那时候日本刚搞完明治维新，国力一天比一天强。
刘长佑上奏朝廷，把话说明白了：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一旦强大起来，必然要对外扩张，而它旁边最大的一块肥肉就是中国。
他甚至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应对方案，主张“先发制人”，趁着日本还没成气候，主动出击，在朝鲜半岛建立军事基地，把日本的野心堵死在萌芽状态。
这份奏折递上去，朝廷里的人都觉得他疯了。
大清国刚打完内战，国库空得跑耗子，哪有钱跨过海去打别人？
慈禧太后看了奏折，也就扔在了一边。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再正常不过。
可是，二十多年后，甲午战争爆发。
我们被那个曾经看不起的小国打得落花流水，赔了天文数字的白银。
这时候，人们才想起来刘长佑当年的话。
曾国藩推荐他，不是不知道他的计策在当时行不通，而是要给后人留下一个警示：一个国家，光有埋头干活的，还不够，必须得有能抬头看路、能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危险的人。
曾国藩死了。
他留下的这份名单，与其说是举荐贤才，不如说是在用最后的力气，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画了一张续命的药方。
这五个人，一个管打仗，一个管吏治，一个管建设，一个管外交，一个管战略，凑齐了国家机器上最重要的五个零件。
他们脾气、立场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真正把国事放在个人得失之上的人。
这份名单最后被送到了朝廷。
左宗棠去了新疆，沈葆桢继续造他的船，彭玉麟还在长江上抓他的贪官。
大清这间漏雨的破屋，被这几根柱子又勉强撑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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