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四川大渡河一带,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面对前来拍照的人,他始终把头扭向一边,甚至说:“不如把我枪毙了。”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经历时,真正让自己情绪失控的,并不是身份的变化,而是俘虏营里突然传来的三个字:“宋大头。”
这句称呼来自陈赓。
1923年夏,湖南长沙,16岁的宋希濂在求学途中结识了同乡陈赓。两人年龄相差四岁,性格却很投契。第二年,他们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赓编在第三队,宋希濂在第十队,平时仍常常见面,陈赓还给这个小老乡取了“宋大头”的外号。
那时的黄埔校园,党派界限远没有后来那样森严。学生们共同面对的是军阀割据和国家积弱,课堂之外谈得最多的,也是如何建立一支真正能打仗的军队。宋希濂受到陈赓影响,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此颇为重视。
变化发生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逐步加强对军校和军队的控制,黄埔学生面临“跨党”的现实压力。宋希濂判断,若想在军界发展,必须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于是退出了共产党。
陈赓对此十分恼火,专门找他质问。宋希濂解释说:“不管身处哪一方,我都愿意为国家出力。”陈赓反问:“将来两党兵戎相见,你听谁的命令?”宋希濂没有想到局势会走到那一步,两人不欢而散。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宋希濂当时因北伐作战负伤,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却清楚自己曾经加入共产党的经历可能引来猜疑。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明经过,蒋介石回信让他病愈后赴南京,并附送三百大洋。这既是安抚,也是一种表态:宋希濂仍被视为可以使用的军官。
有意思的是,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后,宋希濂曾赶去探望。蒋介石没有立即处决陈赓,宋希濂也多次劝他改投国民党。陈赓在狱中受到不少黄埔旧友照应,宋希濂便打趣说:“你这哪里像坐牢,倒像来做客。”后来陈赓脱险,宋希濂在其中确实起过作用。
但黄埔情谊并不能抹去立场造成的悲剧。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处决。宋希濂当时任第三十六师师长,瞿秋白既是他在黄埔时期的老师,也是他少年时代敬重的人物。宋希濂曾劝其改变立场,瞿秋白却索要纸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命令传来后,宋希濂无力改变结局,这件事后来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再次见到陈赓和周恩来。周恩来没有追问旧事,只笑着说:“一个小米加步枪,一个飞机加大炮。”随后又对宋希濂表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抗日的大局摆在面前。宋希濂由此重新与这两位旧日师友并肩抗日。
抗战期间,他参加淞沪会战、富金山战役和滇西作战,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作战。这样的经历,使他在黄埔将领中具有较强的军事声望。解放战争后期,他任职于西南,1949年12月在大渡河地区被俘。
陈赓赶来探望时,宋希濂起初仍十分抵触。陈赓没有讲大道理,只叫了一声“宋大头”。一句旧日称呼,打破了多年的隔阂。陈赓向他说明人民政府对起义、投诚和被俘人员的政策,也劝他认真学习,重新认识过去的道路。宋希濂的态度逐渐改变。
1959年,宋希濂成为首批特赦人员之一。特赦后不久,周恩来接见他和其他黄埔出身的人员。面对众人的不安,周恩来说,走错道路固然有个人责任,但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他们,老师和时代同样影响了选择。谈到宋希濂的家庭情况时,周恩来得知他五个子女分居海外,便表示有困难可以向中央提出。
此后,宋希濂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陈赓于1961年去世,宋希濂悲痛万分,称这位“老大哥”是自己一生中难得的朋友。
1985年,陈赓遗孀傅涯赴美国访问,宋希濂与黄埔旧友设宴接待。傅涯准备回国时,宋希濂在机场握住她的手,塞给她一笔钱:“回去后,替我看看陈赓,买些鲜花和纸钱,告诉他,我在这里一切都好。”说完,他没有等傅涯推辞,便转身离开。
1993年,宋希濂在纽约病逝,享年86岁。生前,他曾多次撰文追忆陈赓,也一直关心祖国统一问题。籍贯相同、同入黄埔、后来分属不同阵营,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师友情谊,留下的并不只是私人交往,更是一段复杂历史中的真实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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