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2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来到李四光的告别仪式现场。按理说,这是一场送别科学家的庄重仪式,可当他得知现场没有准备正式悼词时,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据有关回忆材料,李四光去世后,相关仪式一度受到限制,追悼、告别以及致悼词等安排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周恩来听到这个情况后,当场质问有关负责人:“李四光这样的人,怎么能没有悼词?”
这句话并非单纯替老友鸣不平。李四光是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长期主持全国地质工作,承担过石油勘探、地震研究和战略矿产资源调查等任务。对这样的科学家,国家理应给出相称的评价。
现场没有现成悼词,周恩来便拿出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李四光直到生命晚期,仍惦记着地震预报研究,希望再多争取一些时间,把周恩来交办的工作完成。他还为能够回到祖国、参与国家建设感到欣慰。
信读完后,周恩来又亲自致悼词,肯定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成就,以及他为国家建设和人民事业作出的贡献。这个处理方式,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在特殊环境下,为一位科学家留下应有的历史评价。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交往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抗战时期,他们曾在重庆见面。多年以后,李四光从海外归来,周恩来仍然记得这位老朋友。
1948年,李四光赴英国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次年获得挪威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前后,周恩来曾托人转信,希望他尽快回国。李四光也早已作出选择,只是当时交通受限,归途并不顺利。
1949年,李四光接受了参加新政协的邀请。国民党政府驻英机构曾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放弃这一职务,否则便可能遭到扣留。面对威胁,李四光没有退缩。他先离开伦敦,辗转法国、瑞士,再从意大利登船,经香港返回祖国。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抵达北京。第二天,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他和夫人。多年未见,两人一见面便紧紧握手。周恩来说:“你终于回来了,祖国需要你。”
李四光患有心脏病,夫人身体也不好。周恩来没有只谈工作,而是详细询问他们的健康情况,随后又谈到国家地质事业的安排。他希望李四光协助中国科学院开展工作,同时把全国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使地质科学真正服务于国家建设。
1952年9月,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此后,他推动地质力学研究机构建设,把长期积累的理论用于矿产勘查和资源调查。那时的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石油供给尤其紧张,“中国贫油”的说法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李四光没有被这种判断束缚。他提出,中国沉积盆地中仍有寻找石油的条件,关键在于改变勘探思路,寻找有利构造。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组织力量开展大范围调查,辽松平原、华北平原以及渤海湾等地区,都留下了地质工作者跋涉勘查的足迹。
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相继发现和建设,使中国石油工业逐步摆脱了被动局面。李四光的贡献,不只是发现了若干油田,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地质条件的勘探认识。
他关注的也不只是石油。回国时,李四光带回一台伽马仪,重视铀矿资源调查。后来,他参与原子能事业相关工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地质方面的支持。
1957年,周恩来在看望疗养中的李四光时,关心他的工作和入党问题。1958年,李四光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却仍不断奔波于地质调查和科研组织之间。
有人曾劝他少操心些,他回答:“国家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这类话未必每次都有完整记录,但他的实际行动十分清楚: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工作标准却没有降低。
因此,1971年那场葬礼上,周恩来的愤怒并非一时情绪。一个把毕生精力交给国家的科学家,不能在身后连一篇正式悼词都没有。对周恩来而言,维护这份悼词,也是在维护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尊严,更是在替国家记住李四光留下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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