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末殉国的大臣,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史可法。可在同时代,还有一个人,以一个纯粹的文臣之身,做了几乎同样悲壮的事。
他叫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翰林出身,当过经筵展书官,写过《易象正义》,是晚明一流的学者和书法家。这样一个人,按理说应该在书斋里注经讲学,或者在朝堂上执笏谏言。可他的结局是:带着一群临时招募的乡勇,在江西婺源与清军铁骑相遇,兵败被俘,押到南京,从容赴死。
一个几乎没有军事经验的文官,为什么最后死在了战场上?
黄道周的死,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不懂军事的莽撞。他是一个在朝堂上被反复驱逐、在南明小朝廷里被彻底架空的人,当所有“文臣该做的事”都做不通之后,他把自己的性命当成了最后一份奏疏。这是时代把一个书生逼到墙角之后,他唯一能选择的回答。
早年:一个“不合时宜”的读书人
黄道周生于万历十三年,家世清贫。他早年在漳浦铜山的一座石室里苦读,世称“石斋先生”。但科举之路走得并不顺。根据史料记载,他“年三十,不能为诸生”,才学早已闻名闽海,功名却迟迟不来。直到万历四十六年,三十四岁的他才中举;天启二年,三十八岁,终于登进士第。
这个年龄中进士,在明代士人中不算早。漫长的蹉跎没有把他磨成一
个圆融的人,反而让他把“是非”看得比“利害”更重。入仕之后,他的第一份差事是翰林院编修、经筵展书官。按旧例,展书官觐见时必须膝行向前,黄道周“独否”——唯独他不肯跪着走。权阉魏忠贤在旁瞪着他,他也没有低头。从入仕第一天起,他就不是一个懂得在权力面前弯腰的人。
仕途:每一次升迁,都通向一次贬谪
崇祯即位后,黄道周短暂地看到了希望。但很快,他的直谏就撞上了皇帝越来越硬的脾气。
崇祯三年,大学士钱龙锡因袁崇焕案被下狱论死,满朝噤声,黄道周三次上疏为其辩冤,钱龙锡得以减死,他自己被“降调”。崇祯十一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黄道周当着满朝文武,在平台上与皇帝当面争执,直言“夺情”不合礼法。崇祯震怒,将他“连贬六级”,随后又改“廷杖八十,充军广西”。一个翰林出身的文臣,被拖到午门外打板子,这在明代士大夫的认知里,是近乎人格毁灭的惩罚。
他在朝堂上的每一次发言,几乎都在说“这件事不对”。这种品质放在史书里是风骨,放在现实政治里就是灾难。崇祯需要用的人,是能替他办事的人;黄道周要做的人,是替道理说话的人。两者的分歧无法调和。
终局:当“文臣”的身份失效之后
南明隆武朝给了黄道周一个看似崇高的位置
:武英殿大学士、吏兵两部尚书,内阁首辅。但这是一个空壳。兵权在郑芝龙手里,钱粮在郑芝龙手里,郑芝龙只想守住福建,对出关抗清毫无兴趣。
黄道周能做什么?他上疏,隆武皇帝“赞许”他的壮举,然后给他几十道空札和手书,“便宜行事”。实际上,“未发一兵一饷”。朝廷没有兵给他,他就自己回家乡募。根据史料记载,他带着门生和临时招募的乡勇一千余人,马只有十匹,粮只够三十天,从仙霞关出关。沿途有百姓送子弟来投,队伍一度扩大到数千人,但这支“扁担军”与清军正规铁骑之间的差距,不是靠忠义可以填平的。
婺源一战,全军崩溃,黄道周被俘。
押到南京后,清廷派洪承畴来劝降。洪承畴与黄道周同乡,也是明朝降臣中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黄道周见到他,开口便说:“承畴死久矣!松山之败,先帝痛其死,赐祭九坛,亲自哭临,焉得尚存?此无赖小人冒名耳。”。他拒绝承认眼前这个活着的洪承畴,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那个“洪承畴”应该死在松山,而不是活下来替新朝劝降旧人。
他绝食,不死;清廷一再劝,他不从。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在南京就义,终年六十二岁。门人赖继谨、赵士超、蔡春溶、毛至洁四人同死。南明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一百多年后,乾隆追谥“忠端”。一个被他曾经捍卫过的王朝和一个取代它的王朝,先后给了他同一个评价,但这两份迟来的承认,与他赴死那一刻的孤独,已经没有关系了。
黄道周不是不知道自己去做什么。一个读了一辈子经书的人,比谁都清楚“文臣死于战场”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困境在于:在朝堂上,他的直言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廷杖和贬谪;在南明,他的职衔换不来一兵一卒。当“说真话”和“做实事”的路都被堵死之后,他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用自己的一条命,去证明他说的那些道理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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