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四月下旬,山海关一片石,大顺军在与吴三桂和清军的合击下溃败。李自成退回北京时,身边尚有余部。顾诚在《南明史》中的考证指出,东征山海关的大顺军约十万人,败回北京后虽损失惨重,但并非全军覆没。再加上留守北京的一万老营兵,以及城内可以强征补充的丁壮,以这个底子固守一座刚刚接手42天的都城,等待各地援军,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李自成没有守。他在北京只停留了三天,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甚至已经下令“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做出备战姿态,二十九日举行即位典礼后,当天便率部西撤。
弃城不是因为“打不过”。它是一个长期流动作战的人,在发现自己把能得罪的势力全部得罪光了之后,本能地选择了“跑”。兵力不足只是表象,真正的溃败,在山海关战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一、战略预判的致命疏漏:他从来没准备好“守”
李自成东征北京时的目标,并不包含“坐稳天下”。
他从西安出兵时,想的更多是扩大战果、推翻明朝,而不是与关外的清军争夺天下。顾诚指出,李自成“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打下北京之后,大顺军的主力仍然分散在西北、湖广襄阳、河南等地,在京畿一带反而兵力空虚。湖广荆襄地区摆了白旺七万兵马,河南与湖广交界处又压着袁宗第的右营主力,这些部队本应回调北京周边,李自成却没有做这个调度。
更致命的用人失误在山海关。吴三桂一度归降,李自成却只派了刚刚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带着原部八千兵马去接管这座关乎京东安危的雄关,而没有派大顺嫡系大将出镇。他对清军介入的可能性“毫无认识”,甚至认为“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一个准备守天下的人,不会把唯一的东北门户交给一个降将的八千兵。
二、政策失误:他把最需要的人,变成了最怕他的人
大顺军进北京后推行的“追赃助饷”,是另一条无法绕开的暗线。
根据史料记载,刘宗敏设夹棍,对明朝官员大规模拷掠索银,政策在执行中迅速失控,“士兵以‘追赃’为名劫掠百姓”。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大顺政权未能完成从“破坏旧秩序”到“建设新秩序”的转变,其暴力汲取模式“无法迅速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官僚士绅阶层)”。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一个关键刺激正是追赃助饷让前明官绅“人心惶惶”,“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反了大顺。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军的做法。多尔衮进京后,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为崇祯服丧三日,对降官降将“不吝封爵”,允许保留兵权和地位。山东士绅在清廷治下迅速得到起用,科举重开,赋税宽免,短期内便“推荐了39名山东士人”。
落到守城这件事上,后果非常具体。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城里的前明降官、降将、士绅,都是他刚刚拷掠过的对象。顾诚指出,大顺军领导人之所以决定放弃北京,除了兵力难以集中之外,“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一个把城里所有有组织能力的人都得罪了一遍的政权,守城时不敢把后背交给任何人。
三、流寇思维:十五年“打不过就跑”,到了该守的时候守不住
把李自成和朱元璋放在一起看,差距不在个人勇武,在“根”上。
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先经营根据地,再图天下。刘邦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先安民心、先接秦朝的户籍律令图籍,搞清楚天下有多少户、多少田、怎么收税。这是开国君主的思路:打下一块地方,就要把它变成能养兵、能治民、能守住的基业。
李自成起兵十五年,核心生存方式始终是“流动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既是他的看家本领,也成了他遇到危机时的条件反射。他没有建立过真正意义上的稳固根据地,没有完成从“义军”到“政权”的制度转型。当他在山海关望见清军骑兵冲阵,“很快就骑马逃跑”。逃回北京之后,他面对的选择是守一座城、等四面援军,而这恰恰是他十五年军事生涯中从未做过的事。流寇的惯性不是“战术选择”,是“路径依赖” :当一个人靠逃跑活了下来,遇到更大的危险时,他唯一会做的事,还是跑。
四、辩证复盘:能守,但不敢守
顾诚的结论值得仔细咀嚼:李自成放弃北京,不是因为完全没有兵,而是因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客观上具备最低限度的守城条件”,和“主观上不敢把命押在这座城里”,是两回事。
清军入关的总兵力并不占压倒性优势,吴三桂部约五万,清军约七万,合计十二万左右;而大顺军在各地仍有相当规模的驻军,若能迅速收缩集结,北京未必没有一搏的空间。但收缩需要时间,集结需要沿途政权组织的配合,守城需要城内士绅的默许甚至支持。这三样东西,李自成一样都没有。他在北京42天里做的,恰恰是把最后一样东西亲手毁掉了。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仓促即位,当天西撤。临走前放火焚烧宫殿城楼,“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场面并不像一场纯粹的溃逃,而像一个政权的仓皇谢幕。此后的路线是一条标准的流寇退却线: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追至,弃西安;走襄阳,弃襄阳;走武昌,弃武昌。每一座城都守不住,因为每一座城他都没有真正打算守过。
李自成进入北京时,手里握着的是一副比朱元璋当年好得多的牌:明朝中枢已经崩溃,北方没有成建制的抵抗力量,大顺的声威覆盖半壁。但他从西安出兵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为“坐天下”做过准备。战略上不设防于关外,政策上把精英阶层推向对面,心理上始终停留在“打不过就走”的节奏里。弃守北京,不是这场悲剧的起点,而是所有这些准备不足的总爆发。
一座城能不能守住,看的从来不只是城里有多少兵。看的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有没有把这座城当成自己的家来守的决心。李自成没有。他在北京坐了四十二天的龙椅,然后带着他的兵,继续上路去下一站。只是这一次,没有下一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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