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铅笔素描,在私人家庭文件里静静躺了大约六十年。今年夏天,它被重新发现了。
画中的女人闭着眼睛,头靠在枕头上。右下角有一行日期:1961年4月14日。那是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因病去世一周之后,也是她下葬两天之后。画她的人,是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
学者们认为,这很可能是格兰特为贝尔画的最后一幅肖像。它用一种格外朴素的方式完成——柔和的单色铅笔和圆珠笔,落在纸上。视角像是出自一个坐在她床边的人。
发现发生在泰特英国美术馆(Tate Britain)新展“凡妮莎·贝尔与邓肯·格兰特:布鲁姆斯伯里内部”的筹备过程中。这幅此前不为人知的画作,为两人关系的终点补上了一笔。
格兰特与贝尔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的核心人物。这个活跃于20世纪初英国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圈子,曾激烈地质疑当时的创作与社会规范,涉及哲学、性取向与精神疾病等公共议题。圈中人包括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以及作家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和贝尔的亲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两人互为对方的画中人。格兰特1915年创作的一幅贝尔全身像,是他最早也最铺张的贝尔画像之一,属于他们最知名的合作之一。
他们的关系始终复杂:是合作者,是伴侣,有时是恋人,还育有一个女儿。但他们从未停止画彼此、描彼此。
贝尔在1918年生下女儿安吉莉卡(Angelica),孩子的父亲是格兰特。贝尔以丈夫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之女的名义将她抚养长大,直到安吉莉卡18岁才说出她的生父是谁。
查尔斯顿(Charleston)是两人在東萨塞克斯郡的旧居兼画室,如今是该机构的所在地。其馆长纳撒尼尔·赫普伯恩(Nathaniel Hepburn)在声明中说,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深受触动。他说,格兰特为贝尔画的素描为人熟知,均创作于两人漫长的友谊之中,一幅此前未知的作品本身就非同寻常;而想象格兰特坐在凡妮莎身旁、在她身后画她,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酸楚。
贝尔1937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里,这样描述格兰特:他“充满魅力,作为艺术家的天才似乎满溢到他的生活与性格里,他也那么有趣、古怪、难以捉摸,很多人恐怕看不清他身上我认为最可爱的品质——他的诚实……”
学者们相信,格兰特在标注日期时可能略有误差,或许是悲伤所致。查尔斯顿藏品与研究负责人达伦·克拉克(Darren Clarke)在声明中说,格兰特很可能知道这幅画作于凡妮莎去世前后,后来凭记忆补上了日期;他标得已经非常接近,但显然还不够接近。克拉克说,这幅画的一切——视角、亲密感、极度的简省——都指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凡妮莎床边,画下他认识了半个世纪的那张脸。
这幅画不会出现在泰特的新展中。它将进入查尔斯顿的永久收藏,作为该机构“50 for 50”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希望在2030年前再收藏50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重要人物的作品。2027年5月,翻新工程完成后,它将首次公开展出。
泰特英国的展览已于上周开幕,持续至2027年4月11日,约300件肖像、静物、风景等作品,带观众走过格兰特与贝尔交织的人生,以及他们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牵连。
泰特英国现代英国艺术策展人托马斯·肯尼迪(Thomas Kennedy)对《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说,看他们如何不同,非常有意思;当然应当承认他们各自的成就,但也应当看到他们共同完成的作品,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彼此。
六十年后重见天日的这幅素描,画的是一张闭上的脸。画它的人,把日期写在了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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