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民把那辆跑短途的双排小货车停在路边时,手机屏幕亮了很久。那是一个来自浙江嘉兴的固定电话号码,区号0573,响了四五声,他才擦了擦掌心的机油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的人说话语速很快,背景里带着一种平车缝纫机密集的嗒嗒声,像是大车间,又像是沿街的门面作坊。对方先问他是不是赵建民,身份证号末四位是不是0817,随后报出了周秀丽的名字。

赵建民握着方向盘的手猛地收紧,手背上的青筋绷得发青。对方自称是平湖一家外贸服装加工点的负责人,说厂里这几天要给老员工统一办意外险,录入身份信息时,系统提示周秀丽的户籍状态在四年前由原籍派出所录入了失踪人口协查。

“周秀丽人在我这儿干了快三年了,手艺顶好,人也本分,平常从不多话。我们看系统跳红条,问她家里还有没有人,她低着头不吭气,后来工友帮着翻了她以前的暂住登记表,上头紧急联系人留的是你这个号。”对方在电话里停顿了一下,声音压低了些,“师傅,你们家要是还有这口子人,你最好自己过来一趟。我看她神情不对,昨天下工连晚饭都没吃。”

赵建民听着电话,嗓子眼里像塞了一团受了潮的粗棉纱,半天没发出声音。新乡五月的风已经带着麦收前的焦躁,车窗开了一条缝,外头环宇立交桥下的车流轰隆隆地滚过去,震得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微微发颤。

周秀丽出走那年是三十四岁,到今年整整四年了。四年前的那个初秋,家里的挂钟指在晚上八点半,老院子里的丝瓜藤正结着最后几根干瘪的秋丝瓜。那天下午,婆媳俩因为一笔三万块钱的存单吵翻了天。那笔钱原本是周秀丽在纺织厂三班倒、赵建民起早贪黑拉预制板,一分一角攒下来准备给儿子升初中择校用的,存在建行的存折上,密码只有他们夫妻俩知道。

可赵建民的母亲李翠芬,悄悄拿着那张存折和赵建民的身份证,去镇上的代办点取了出来,转手给了小儿子赵建军,拿去顶建军在县城买房的首付缺口。老太太做这事没跟周秀丽透半个字,连赵建民也是在钱取出来第三天才知道的。老太太当时倚在堂屋的竹躺椅上,手里摇着一把蒲扇,语气理直气壮:“老二那是正经结婚买房,差这三万块钱人家女方不给开门。你们当哥嫂的拉扯一把怎么了?建民是长子,长兄如父,这点规矩不懂?钱是老赵家的钱,存折上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你周秀丽进门十几年,身上哪一样不是老赵家给的?”

周秀丽那天刚从车间下了十二个小时的早班,两只眼睛熬得通红,工作服领口还沾着飞花和机油。她站在堂屋当中,手里的塑料水杯捏得咯吱作响。她没有像往常那样掉眼泪,只是死死盯着赵建民,问他知不知情。

赵建民那时候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一明一灭。他心里也觉得母亲这事办得霸道,可一看见老娘那张因为高血压常年泛着紫红的脸,又想起早年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拉扯他们兄弟俩受的苦,嘴里那句公道话就在舌尖上打了转。他闷着头劝了一句:“秀丽,妈也是为了建军。咱手头紧点,后半年我多跑几趟辉县拉石子,把这窟窿补上。都是一家人,别吵得街坊四邻看笑话。”

正是这句“别吵得街坊四邻看笑话”,把周秀丽最后一层皮给揭了下来。

周秀丽当时看着他,眼神冷得像数九寒天结了冰的井水。她把水杯往水泥地上一砸,声音并不高,却抖得厉害:“赵建民,在你眼里,你妈的脸面是脸面,你兄弟的日子是日子,唯独我和孩子不是人。我在这屋里熬了整整十年,省吃俭用连件过季的褂子都舍不得买,到头来我就是个外姓人。”

李翠芬听不得这话,拍着大腿从躺椅上坐起来,指着院子大门骂:“外姓人?嫌是外姓人你走啊!赵家的门槛没栓你的腿!我就把话撂这儿,只要我活着一天,这个家就轮不到你作威作福!”

周秀丽没再还一句嘴。她转身进了里屋,没有收拾大件行李,甚至连换洗的厚衣裳都没拿,只背了平时上班装饭盒的那个帆布包,揣上了身份证和她自己那张只有几百块零钱的农行卡。走出门槛的时候,赵建民下意识地伸手去拉她的胳膊,被她一把甩开。那力道大得惊人,赵建民踉跄了一下,眼睁睁看着她拉开院门走进了夜色里。

全家人都以为她只是回了辉县的山里娘家。过去小两口闹别扭,周秀丽最多回娘家住上两三天,等赵建民拎着两箱点心和烟酒去赔个笑脸,事情也就过去了。老太太甚至在饭桌上冷笑:“不用去找,饿她两天自己就灰溜溜回来了。性子都是惯出来的,越搭理她越蹬鼻子上脸。”

可这一次,周秀丽再也没回过辉县。

赵建民第三天骑着摩托车赶到岳母家时,迎接他的是岳父铁青的脸和岳母撕心裂肺的哭骂。老两口根本没见过秀丽的人影,电话打过去已经是空号。周秀丽的弟弟周强揪着赵建民的衣领子,差点在院坝里动了铁锨。那一天赵建民才知道,周秀丽走之前,给娘家座机打过一个简短的电话,只说了四个字:“我不回了。”

随后的几个月,赵建民的生活彻底乱了套。他报了警,派出所民警查了火车站的购票记录,发现周秀丽在那天夜里买了去郑州的普快硬座,之后在郑州转了车,去向不明。当年的客运站监控并不连贯,一个没有案底、神智清醒的成年人自行离家,民警按程序登记了失踪协查,但能动用的资源有限。

赵建民放下手头的货车生意,顺着郑州往南找,驻马店、信阳、武汉,凡是早年纺织厂工友提过的地方,他都去转过。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社住二十块钱一晚的大通铺,手里捏着一张周秀丽过三十岁生日时在照相馆拍的一寸免冠照,逢人就问。老太太在家里起初还硬撑着,逢人便说“跑了干净,再给建民寻个听话的”,可随着半年、一年过去,街坊邻居的闲话像刀子一样在背后戳,儿子每天魂不守舍地喝闷酒,老太太的身子骨也肉眼可见地塌了下去。

家里的日子像是一口漏了底的铁锅,怎么也热腾不起来。儿子小凯那年刚上小学四年级,从母亲离开那天起就变得沉默寡言,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帮着淘米做饭,见了他奶奶也不打招呼,整个院子里整天听不见一点笑声。老太太的脑梗在第二年冬天犯了,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半边身子不利索,嘴也歪了,整天坐在轮椅上抹眼泪,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秀丽的名字。

赵建民为了照顾瘫痪的老娘和上学的儿子,不能再跑长途,只能在五里堡的建材市场附近趴活,拉点短途砖瓦水泥,收入少了大半,整个人迅速苍老,刚过四十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一大片。他无数次在半夜醒来,看着身旁空荡荡的凉席,想起周秀丽出走那天冰冷的眼神,胸口憋得生疼。他恨过周秀丽的心狠,连亲生骨肉都能舍下四年不管;可随着自己在柴米油盐和屎尿污秽里摸爬滚打,他才明白周秀丽那些年在这个家里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老太太的挑剔、弟弟一家的索取、自己的软弱和敷衍,像是一层层压上去的湿棉被,最后把人活活闷死在里面。周秀丽不是一时冲动,她是彻底被耗干了指望。

挂断电话后,赵建民在车里坐了半个钟头,直到指间的烟头烧到了皮肉,他才猛地打了个激灵。他甚至没有回家跟母亲打招呼,只给在县城上班的弟弟赵建军打了个电话,让他立刻请假回老院子照看老太太几天。赵建军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说单位最近抓考勤,赵建民直接对着话筒吼了一嗓子:“你嫂子有下落了!我今晚去浙江,你不管你妈,我就把她推到你家楼道里去!”

电话那头被吼懵了,半晌才应了一声。

赵建民回了趟家,从床垫底下翻出存折和两千块钱应急的现金,又找出了周秀丽出走前留在衣柜最底层的一件米白色线衫。那件衣衫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垮,上面还带着一股极淡的樟脑丸味道。小凯放学刚进门,看见父亲正在慌忙收拾旅行包,孩子愣在玄关,手里的红领巾还攥在掌心。

“爸,你去哪儿?”小凯的声音已经开始变声,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沙哑。

赵建民看着已经蹿到自己肩膀高的儿子,蹲下身子,拍了拍儿子的胳膊:“你妈找着了。在浙江,爸去把她接回来。”

小凯眼圈瞬间红了,嘴唇咬得发白,没说让他去,也没说不让他去,只是转过身走到书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塑料皮的日记本,翻开夹层,里面是一张已经磨破了边的三好学生奖状,他把奖状抽出来,塞进赵建民的包里,声音很低:“你给她看这个,就说我考上新乡一中了,下半年开学。”

赵建民鼻子一酸,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新乡到郑州东,再从郑州东坐高铁到嘉兴南,七个多小时的车程,赵建民一夜没合眼。列车窗外的风景从北方平整的麦田变成南方的水网和连绵的厂房,赵建民的心跳得像擂鼓。他设想过无数种见面的场景,他甚至打好了腹稿,见了面先给秀丽跪下认个错,哪怕挨她两耳光,只要她愿意回来,家里的事全由她说了算,老太太那边他自己伺候,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

第二天上午九点,赵建民按照电话里留的地址,找到了平湖郊区一个工业园区的两层小厂房。厂房外挂着一家进出口服饰公司的牌子,大门口堆满了装成大包的辅料和纸箱。

门卫给车间主任打了电话,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着藏青色围裙、挽着袖子、头发利索地盘在脑后的女人从二楼的铁梯子上走了下来。

那是周秀丽。

赵建民站在阳光明晃晃的水泥坪上,一眼就认出了她。但眼前的周秀丽,又和他记忆里的妻子截然不同。四年前的周秀丽面色蜡黄,背微驼着,眼神里总是带着一股抹不去的疲惫和怨怼;现在的周秀丽剪了齐耳短发,腰板挺得笔直,皮肤虽然被江南的潮气衬得略显苍白,但眼神清亮坚定,甚至连走起路来的步子都迈得又大又稳。

周秀丽走到离他三四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她手里还拿着一把用来剪线头的折叠小剪刀,看到赵建民那张沧桑憔悴的面孔,她的眼皮微微跳动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没有崩溃,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

“你来了。”周秀丽先开口,声音平稳得像是在跟一个来拉货的司机打招呼。

赵建民张了张嘴,原本在肚子里转了千百遍的话,临到嘴边全卡在了喉咙口。他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两步上前想去拉她的手,周秀丽却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半步,侧身避开了。

“车间里吵,外头说话吧。”周秀丽说完,转身领着他往厂区后门的一家小沙县小吃走。

正是上午非饭点的时间,小吃店里没有客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飘香拌面的花生酱味和卤水豆腐的气息。周秀丽从消毒柜里拿了一次性纸杯,接了杯温水推到赵建民面前,自己在对面拉开塑料椅子坐了下来。

“秀丽……这四年,你到底在哪儿啊?你怎么能连个信儿都不给家里递一个?”赵建民两只手死死抓着那个纸杯,水洒在手背上也浑然不觉,“你知道我和小凯怎么过来的吗?你娘家爸妈以为你没了,差点哭瞎了眼,周强满世界找我算账……”

周秀丽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嘴角泛起一丝极其苦涩的冷笑:“我递信儿干什么?递了信儿,让你们找过来,接着回那个泥坑里给你们老赵家当牛做马?”

赵建民被噎得一窒,急忙解释:“我知道那年是我不对!我不该由着我妈的性子,我不该拿你的钱去填建军的窟窿!秀丽,那钱前年建军还上了,我一分都没动,全存在你的卡里!还有,我妈前年中风瘫了,现在半边身子动不了,她知道错了,天天念叨你……小凯想你啊,秀丽,孩子今年中考,考上了新乡一中,他让我带了这个来……”

赵建民手忙脚乱地拉开旅行包的拉链,把那张折叠整齐的奖状捧出来,小心翼翼地推到周秀丽面前。

看到那张红底黑字、写着儿子名字的奖状时,周秀丽一直紧抿着的嘴唇终于颤抖了一下。她伸出手,指尖在奖状右下角的学校印章上轻轻摩挲着,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塑料桌面上。那是她四年里第一次掉眼泪。

“小凯……长高了吧?”周秀丽别过脸,用围裙擦了擦眼泪,声音终于有了裂缝。

“高了!都快赶上我了!”赵建民见状,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身子前倾,急切地说道,“秀丽,跟我回家吧。咱不回老院子住了,我在市区租个两居室,陪小凯读高中。我妈那边有建军两口子照应,不用你伺候,我每天拉完货就回家做饭。只要你回来,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过去的事咱翻篇,行不行?”

周秀丽低着头,任由眼泪流淌,却长久地没有回答。

小吃店的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着,窗外的蝉鸣声渐渐燥热起来。良久,周秀丽吸了吸鼻子,把那张奖状仔仔细细地折叠好,却没有收进自己的口袋,而是重新推回到了赵建民面前。

“建民,翻不过去了。”周秀丽抬起头,眼睛通红,但眼神却重新变得坚硬。

赵建民愣住了:“为啥?钱还了,我妈也遭了报应,小凯也长大了,你心里还有啥怨气,你冲我撒,你打我骂我都行啊!”

“这不是怨气,建民,这是命。”周秀丽的声音很轻,却字字砸在赵建民的心口上,“四年前那天晚上,我从新乡坐火车走的时候,兜里只有四百块钱。我坐在绿皮车厢的过道上,冻了一夜。那时候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是死在外头,也是我命不好;但我要是回头了,我这辈子就真完了。”

周秀丽指了指自己的手背,上面有几道被缝纫机压脚划伤的白色疤痕:“我到了嘉兴,找不到住处,在桥洞底下蹲过两宿。后来遇到这个小作坊的老板娘,看我是老纺织女工,收留了我。第一年,我给人家打杂、剪线头、踩套结机,一天干十四个小时,手上全是被针扎的眼子,睡觉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可是建民,你知不知道,那一年虽然累得脱相,我夜里却睡得踏实。因为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堂堂正正挣来的,没有人会一大早站在房门口骂我是吃白食的,没有人会理所当然地拿走我的积蓄去贴补别人,更没有人会在我委屈的时候,劝我‘别让街坊看笑话’。”

赵建民低下头,眼泪砸在膝盖上。

“第二年,我成了车间的技术骨干,厂里每个月准时给我发工资,五千五、六千块。我租了个带独立卫生间的小单间,十几个平米,里面有张单人床,有一台小电风扇。”周秀丽眼神放空,嘴角却浮现出一丝真实的释然,“那天搬进去的时候,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窗户外面那棵大香樟树,我才明白,原来人是能这样活着的。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委屈求全,喘气都是顺畅的。”

“那孩子呢?你连小凯都不要了吗?”赵建民哑着嗓子问,带着最后一丝挣扎。

“我想他。我每晚做梦都梦见他小时候发烧,我抱着他往公社卫生院跑的样子。”周秀丽的眼眶再次红了,“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凯。这四年,我像个死人一样没敢联系他,因为我知道,我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听见他叫一声妈,我就会忍不住买票回去。可我回去了又能怎么样?接着伺候你那个瘫痪的老娘?接着在你们赵家那盘烂账里搅和?建民,你摸着良心说,要是我回去了,你真能把你妈扔给建军?建军媳妇是个什么性子你不知道?不出三天,老太太还是得抬回你屋里。到那个时候,你又会跟我说‘她都瘫了,你就忍忍吧’。你信不信?”

赵建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无法反驳。因为周秀丽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残酷的现实。赵建军两口子精明自私,老太太瘫痪这两年,建军除了偶尔送点便宜牛奶,换洗被褥、擦屎端尿全是赵建民一个人在扛。如果周秀丽回去,以赵建民那种顾全大局、不敢违逆母亲的软弱性子,这副沉重的担子迟早会重新压到周秀丽的脖子上。周秀丽看得太透了,透得让他无地自容。

“秀丽,那你想咋样?你真打算一辈子不回新乡了?”赵建民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回去,但不是跟你回去过日子。”周秀丽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工工整整的存折,轻轻放在赵建民面前,“这四年,我省吃俭用,存了八万块钱。密码是小凯的生日。这里面,四万块钱是给小凯读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另外四万……算是我当年狠心扔下他四年的补偿,也是给你的。这几年你一个人拉扯他,辛苦了。”

赵建民看着那张绿色的邮政存折,像被烙铁烫了一样猛地缩回手:“秀丽!你这是干啥?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不是来跟你要账的!我赵建民再没本事,也不能要你的钱!”

“拿着吧,建民。拿着我心里能好受点。”周秀丽把存折塞进他的旅行包外侧袋子里,按了按,“等这边秋季订单赶完,十月份,我会回一趟新乡。我去看看我爹妈,也去学校看看小凯。到时候……咱们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离婚?”赵建民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呆呆地看着她。

“对,离婚。”周秀丽语气极其平和,甚至没有一丝怨怼,“不离,我永远是个逃犯,永远是个名不正言不言的弃妇;离了,我是小凯的妈,你是小凯的爸,咱们各自清清白白地做人。你以后要是遇上合适的,该往前走就往前走,别被我耽误了。”

赵建民坐在原地,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他看着对面这个平静而坚决的女人,终于意识到,那个曾经在新乡老院子里忍气吞声、为了一袋面粉的差价斤斤计较、被婆婆骂得躲在厨房抹眼泪的周秀丽,已经死在四年前那个深秋的夜晚了。

现在的周秀丽,是在江南的潮气和缝纫机的嗒嗒声里,用自己的血肉一点点重新长出来的人。她不会再回头了。

那天中午,赵建民没有在平湖多留。周秀丽坚持请他在那家沙县小吃吃了碗馄饨,两人默默地吃完,谁也没再提当年的争吵,也没再提家里的琐事。周秀丽把他送到工业园门口的公交站台,看着他上了开往嘉兴南站的公交车。

透过车窗玻璃,赵建民看到周秀丽站在站台边,抬起手朝他轻轻摆了摆。阳光落在她的短发上,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那一刻,赵建民的心里忽然没有了来时的焦躁和惶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酸涩,以及一种不得不接受的释怀。

回到新乡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老院子里的杂草长得老高,李翠芬坐在院子当中的轮椅上,正眼巴巴地望着大门口。看见赵建民一个人背着包走进来,身后空无一人,老太太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暗了下去,嘴角抽搐着,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没……没回?”

赵建民走到轮椅前,蹲下身子,看着母亲那张已经歪斜变形的脸。老太太眼里满是悔恨和恐惧,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没回。”赵建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也没有抱怨,“秀丽在南方过得挺好,人家凭自己的手艺吃饭,一个月挣几千块,不用看谁的脸色。”

老太太眼泪淌了下来,顺着松弛的褶子往下流,嘴里呜呜地哭着。

赵建民从包里掏出那张奖状,拿到堂屋里,找了两个图钉,端端正正地钉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随后,他走出来,推起母亲的轮椅,往屋里走去。

“妈,后半辈子,咱俩就这么过吧。建军那边的房子离得远,指望不上。秀丽十月份回来看小凯,到时候我和她去办离婚。这事,是我当年没把碗端平,怨不得人家。”

赵建民推着轮椅进了门槛,外头的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生活还在继续,那些曾经被砸碎的、被踩烂的日子,终究要在漫长的岁月里,由每个人自己去承担各自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