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想找一张南朝的契纸看看。翻了一圈,一张没找着。
整理历代契约的学者有过一句交代:文券的具体面貌,由于没有实物流传下来,已不得而知。制度写得那么细,纸一张没剩。
细到什么程度?连四分钱怎么分,都写明白了。《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记东晋过江之后的规矩: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
一万钱抽四百,四分。这四百不是一家出:卖方三百,买方一百。
抽的对象只有四样:「奴婢、马牛、田宅」。锅碗布匹不在其中。这四样的共同处是值钱、能转手,一旦反悔最难掰扯清楚。
紧接着一句,是我读这段时最没想到的:
「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没有文券,也是四分。
那就是说,那张纸不禁税。立不立契,官都抽四分,一文不少。我原先以为立契是为了把税额定死、多少省一点,读到这儿才知道省不了。
这张纸管的是分账,不是保平安。
管两件事。
一是基数。有券,按券上那个价抽;没券,「随物所堪」。谁来估、按什么估,这句没写,我也不替它补。但方向清楚:不立券,价就不由你说。
官估要派人去看货,还要跟人谈价。券上那个价是买卖双方自己写的,官照着抄一遍就能收钱。表面上两种人一视同仁,实际上省事的那条路是立券。
二是谁掏。三比一,卖方多出两倍。三比一不是平分,是把大头压在多拿钱的那一方。
这三分会不会早被卖方加进价里?没人记账,也就没人知道。
为什么是卖方多掏?《隋书》没说。
同一卷里只留下朝廷给的理由:「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人都去跑买卖、不肯种地,所以收这道税来「均输」,算是劝惩。
写史的人紧跟着一句:
「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
这句不是后人批评,是《隋书》自己的判语。编书的人一边抄诏令,一边在旁边注明这是借口。
「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从东晋过江到陈亡,两百七十来年,五个朝代,都照这一套办。
不过「以为常」三个字底下有褶皱。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一道诏书,开头就是「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州郡收这道估税,花样多,手也重。皇帝下诏让各地「咸依法令」。
诏书本身就是证据。中央定的四分,底下不止四分。
同一条史料往下还有两笔账。过津的荻、炭、鱼、薪,「并十分税一」;淮水北边大市百余所、小市十余所,都设了官司收税,写史的人给的评语只有四个字:「时甚苦之」。
四分和十分之一,两个数摆在一起有点难看。买卖人口田宅抽四分,挑一担柴过个渡口抽十分之一。两种税名目不同,一个是买卖时抽,一个是过卡时抽,不能直接比。可十分之一这个数,偏偏落在柴炭鱼薪上。
这套办法底下压着一个前提:交易得能被看见。田宅搬不走,奴婢牛马在明面上过手,市上还有官司盯着。看不见的那部分,条文一个字没写。
到唐代,同一件事换了抓手。
南朝是抽钱:写不写都抽四分。唐是抽人。《唐律疏议》卷二六:
「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
价钱付完,三天内不立官券,买的人笞三十,卖的人减一等。
疏议里还有一句更绝的:「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律令里没有「私契」这一号,你们自己写的那张纸,不算。
这条律后面还跟着半句,我第一次读时漏了:「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券一立,三天的钟开始走。三天内查出旧病,可以悔;三天后没病、纯是反悔,得按原价成交,硬悔的笞四十。一张纸这时顶三样用:收税的底子、认人的凭据,还管着三天从哪天算起。
连官也跑不掉。市司拖着不给过券,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
唐代的合同只有一种,官出的那种。官要的不是你们俩的约定,官要的是一份能查的底子。
两朝对着看,有一处我一直没想通。南朝的税,卖方出三份;唐律的板子,卖方少挨一等。钱上多掏的是卖方,刑上少挨的也是卖方。是不是同一套道理,我没查到说法。
今天反过来。买房的人交契税,《契税法》第一条写的是「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南朝是卖的人多掏,如今是买的人全掏。哪一年翻过来的,我没查到。
税率改过,掏钱的人也换了。可那张纸待的位置没动。
今天二手房交易,合同上那个「网签价」,跟南朝文券干的是同一件事。它一半是约定,一半是基数。基数写在纸上,纸上的数字就有被改小的动力。阴阳合同不是新毛病,是这道税自带的。
那道四分税后来怎么了,是另一篇文章的事。
我手里还是没有那张纸。只有《隋书》第二十四卷里的三个数字:四百,三百,一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