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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经济体行不行,有个很朴素的体检指标——负债率。

如果政府部门的负债率过高,很可能是刚性开支太多;如果是企业负债率过高,多半是效率太低了。

这里的效率,不是牛马干活的效率——不是让人更拼命、更加班,而是价值效率,是赚钱的效率。同样的钢,别人一吨赚一百,你一吨亏一百,你的GDP越高,资源浪费越大。

效率,是大国竞争成败的定准。

美苏争霸是典型的案例。苏联是竞争中失败的一方,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所有解释中最不靠谱的解释就是美国的颠覆,苏联制度那么优越,人民那么幸福,怎么没有把对手颠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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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争霸,胜负的分野也不在军备清单上,美国没有勇气与苏联进行一场武力决斗。具有决定性的还是经济竞争:在利润率、生产率和能耗这三张表上,苏联与美国都差得很远。

1991年苏联崩溃前,企业亏损面高达70%。

国企从根本上说,不遵循资本的本性去追求利润最大化,也不计算长期主义的复利,追逐的是经济外部性的东西:行政指令最大化、GDP任务最大化。结果就有了那个荒诞的经济学奇观:卖一吨钢亏一吨,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亏损了有软预算约束、国库兜底。

“软预算约束”这个词,出自经济学家科尔奈。

这个软预算约束有多软?

国企厂长是花别人的钱办事,亏了有政府兜底,因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这不是哪一家企业的道德问题,是整个体制的效率递弱的必然趋势。苏联的国企是虚位所有制,没有终极责任人,没有哪位厂长会赌上身家性命为亏损买单,当然不会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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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一旦离开价值支撑,去计算一天能出多少吨钢的行政任务,确实能算出自豪感——但价值不等于物理堆量。数字是冷峻的:1987年,苏联制造业每个就业人员的增加值仅为美国的24.8%,按工时计算也只有美国的26.3%;综合计算,到1991年解体前,苏联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30%强。

能耗也是一面镜子。

计划经济高投入、低产出是老常态,到了80年代,苏联单位GDP的能耗是美国的2—3倍。同样的国力,苏联要烧掉两三倍的油、电、矿,才能站在同一个秤上——这场竞赛还没开跑,身体负载已经过重,输在起跑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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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在著名的“亚洲奇迹之辩”中引用过苏联的教训:靠持续追加投入(更多劳力、更多资本、更多资源)堆出来的增长,叫粗放式增长——它可以在追赶期跑得很快,但堆量有上限,效率才是无限的。

那么,靠什么持续追加投入?

短期的国力支撑,靠的是长期牺牲民生与资源。

苏联的军费长期占GDP的15%上下,到80年代,这个农业大国甚至要年年从美国进口粮食——一个能造宇宙飞船的国家,面包要靠对手的农场,这是生产与消费极度的扭曲。

1978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之后,苏联掉头向下,直到解体;而同一年,中国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开放的经济学原因,就是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要效率;由此书写了中国奇迹。

中国与苏联,一个证明了低效是怎样发生的,一个证明了高效是怎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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