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旬,于都河畔的部队一拨一拨往西开,脚步压得很低,火把也不让点。瑞金云石山的一间屋子里,留下来的人正在开会。项英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腰板挺得笔直,说话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提到“苏区不能丢”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旁人不容易错过的劲头。
陈毅是被担架抬进来的,右胯骨在兴国前线被炮弹炸碎,碎骨没有取出来,伤口还在化脓,靠在墙边抽烟,眯着眼看项英说话。两个人接的是同一道命令,面对的是同一张地图,但眼睛里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留守的班子是这样搭起来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中央军区,项英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主力走之前,博古对项英有过一句交代,说项英政治经验丰厚,军事上欠缺。把陈毅留下来,就是要补上军事这一块。这个安排本身说明,中央清楚项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
项英的长处确实很硬。他是湖北江夏人,十二岁进纺织厂当学徒,从童工干到工人运动领袖,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当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斯大林亲自送过他一把手枪。
他的半辈子都在组织工人、重建被打散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把散掉的人重新拢起来。党务和组织是他的本行,军事指挥不是。
但主力一走,纸面上的互补立刻撞上了实际的局面。留守的战斗部队大约一万六千余人,主力是红二十四师,名义上是正规师,实际上新兵比例高,枪弹不足,重武器几乎没有。
此外还有三万多名伤病员和大量机关人员、家属,要靠这片正在缩小的根据地养活。对手是国民党十几个师,碉堡修到路口,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一层一层收紧。这是一副打不了正规战的牌。
项英接牌之后的算法,在他自己的框架里是自洽的。他把主力的转移理解成一次外线机动:主力往西走,敌人的大部队会跟着追,苏区正面的压力自然减轻;只要苏区顶住几个月,主力在外线打开局面,回师内外夹击,失地就可以恢复。
这个判断落到行动上,就是集中兵力、修工事、守瑞金会昌于都那一块三角区域,照常出操、吹号、印发训令,摆出一副大机关还在运转的样子,让国民党军不敢轻易断定主力已经走了。他甚至还盘算着办军校、扩兵工厂,把苏区恢复到原来的规模。
陈毅的算法完全相反。主力一走,蒋介石不会只追主力而放着苏区不管,几十万大军掉过头来清剿是迟早的事。留守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固守一块守不住的地盘。
他反复跟项英讲,要迅速把部队分散,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主力打胜仗上。项英听不进去,反过来批评陈毅情绪不好、悲观失望、右倾保守。陈毅是分局委员,项英是书记,是第一把手,争到最后,陈毅只能保留意见,摇了摇头。
陈毅没有停留在争论上。他利用自己管政府这一摊的便利,提前动手做最坏的准备。苏区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钨砂,他把库存的钨砂打包埋进稻田;兵工厂、缝纫厂、印刷厂的设备拆开装箱,运进山里埋起来。
机密档案该转移的转移,该销毁的销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主席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都被他提前安排送到了赣州郊区。这些事情在项英忙着修工事、调部队的时候一件一件做完了,当时看不出什么用,等到突围的命令下来,它们成了这支队伍还能带走的少数东西。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进占瑞金,接着是于都、会昌。蒋介石这时候才彻底确认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走了,调过头来对苏区进行清剿。项英仍然集中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寻找战机,湾塘岗一仗吃掉敌人半旅,自己的伤亡也很重;接着又调五个团打牛岭,却被敌军逐个击溃。
这些仗证明了一件事:留守部队的底子撑不起正规战,每一次集中硬拼,消耗的都是本来就不多的老本。机关一路后撤,包围圈越收越紧,到12月底,项英才最终接受全面转入游击战的方针。
但这时候敌人的封锁已经扎得很紧,电台联系不上各支队,命令传不下去,多数部队仍然按照之前集中硬拼的思路在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35年3月,项英和陈毅率部突围,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地区。此后三年,他们在油山、梅岭一带的深山密林里坚持游击,住山洞、吃野菜、频繁转移,陈毅写出了《梅岭三章》。
项英在油山时期主持了长岭会议,把游击队重新编组,确定了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完成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这个转变最终是由他自己主持完成的,尽管它来得比陈毅主张的晚了几个月。
陈毅后来回忆留守初期的那段争执,用了“哭笑不得”四个字。这四个字的分量不在嘲讽,在于它同时装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项英那份劲头本身的诚恳:他不是在敷衍,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能把家看好,真的把“苏区不能丢”当成一件可以做到的事。
另一样是这份诚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一个从来没有独立指挥过大兵团作战的人,拿着一副打不了正规战的牌,用组织工人运动的那套决心和条理,去应对一场兵力悬殊到不成比例的围剿。他的决心越硬,方向偏得越远。
但陈毅后来对项英的评价并没有停在“哭笑不得”上。南方八省游击队后来能编成新四军,项英的历史地位和在党内的威信在其中起了作用。项英在油山坚持了三年,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四十三岁。
1934年秋天云石山那间屋子里他的那份劲头,和他后来在油山山洞里熬过的那些日夜,是同一个人身上的两段路。第一段走弯了,代价是部队在固守中消耗掉的几个月;第二段是他自己转过来的,转过来之后,他撑到了最后。陈毅的“哭笑不得”,对着的是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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