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北京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封盖着国务院信封、写有“速办”字样的公函,被送到了工作人员手中。落款看似出自周恩来总理,内容是紧急拨付20万元,并要求当晚送到民族饭店。
这笔钱数额惊人。那时全国正处在困难时期,现金调度必须经过严格审核。可国务院公文具有极高的权威性,银行方面不敢耽搁,立即组织人员清点钞票。
晚上7点,三名送款人员提着两只麻袋,赶到民族饭店。一个自称“赵全一”的男子迎上前来,拿出介绍信。对方要求他留下收据,他随手写下一张纸条,便接过钱离开。
两麻袋钞票,沉得很。
男子没有雇车,也没有找人帮忙,而是把麻袋固定在自行车后面,专挑偏僻的巷子往家走。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被他绕了许久。到家时,他满头大汗,只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日子要好过了。”
这句话说得轻松,事实却完全相反。钱还没捂热,银行按照程序向总理办公室核对情况,得到的答复是:从未下达过这项拨款指示。
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问题已经不只是普通的经济犯罪。有人冒用国务院名义,伪造总理批示,从国家金库调走巨款,性质十分恶劣。周恩来当即要求公安部门迅速查清,限定期限破案。
侦查人员很快发现,假公文并非粗制滥造。信封、纸张、印章和字迹,都经过刻意准备。犯罪者显然熟悉机关办事流程,还知道怎样让一份紧急文件在最短时间内通过收发环节。
公安部门将调查重点放在能够接触国务院信封、公文纸,且在3月18日有异常行踪的人员身上。与此同时,案发通报传到各机关,嫌疑人的外貌特征也被公布。北京各单位开始留意身边的异常情况。
外贸部出口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同事们谈到这起案件时,有人指着墙上的画像,半开玩笑地对王倬说:“这个人眼睛不大,和你有点像。”
一般的玩笑,本不值得当真。王倬却突然变了脸色,指责对方诬陷自己,还拉着那名同事去找领导评理。办公室里顿时安静下来。一个平日自持稳重的人,为什么会对一句玩笑如此激烈,反而引起了侦查人员注意。
王倬并不是突然走上这条路。此前,他曾接触过伪造票据、摹画纸币之类的事情,对仿制文字和印刷材料有一定兴趣。1960年2月,他在机关里见到有人拿着首长手写批示办理急件,意识到这种特殊文件有时能够绕过普通程序。
这个念头一旦形成,便越想越大胆。他搜集周恩来题词和手迹,利用下班时间反复临摹。为了制作印章,他分头购买刻制工具,又设法弄到钢板、蜡纸和印泥。旧信封上的字迹被擦去后重新处理,外表看起来像一件完整的公文用品。
准备持续了一个多月。王倬还给自己编造了“赵全一”这个名字,选择西藏事务作为拨款理由,因为这类事项容易被包装成紧急工作。3月17日晚,他写好公函和介绍信,模仿总理语气加上批示,再在信封上标明限时办理。
第二天下午,他以带母亲看病为由请假,随后前往银行递交文件。工作人员看到国务院信封,便把它作为急件处理。由于时间紧迫,审核重点放在拨款手续和内部流转上,未能及时识破其中的伪造痕迹。
案发后,王倬没有真正享受到这笔钱。公安人员暗访其住处时,他开始怀疑周围每个人。家中堆放的钞票无法正常使用,也不敢存入银行,更不敢拿到市场上大笔花销。
他和母亲连续处理钞票,部分被塞进炉中焚毁,部分埋在院落和杂物附近。两天过去,只烧掉了约4000元。大量钞票留下的灰烬,反而成为新的线索。
侦查人员还查明,王倬所说的就医记录并不存在。民族饭店的三名送款人员看到他的照片后,确认他正是当晚冒名“赵全一”的人。随后,技术人员将收据上的字迹与王倬平时的笔迹比对,结果高度吻合。
1960年4月4日清晨,侦查人员在王倬家中将其抓获,并从蜂窝煤和院落附近搜出大批钞票。经清点,追回191409元,其余款项大多被焚毁。那20万元,他一分也没有真正使用。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母亲因参与藏匿、毁坏赃款,被判处有期徒刑,后因年老体弱提前释放。一个机关科员,靠伪造几件公文骗过银行,却没能骗过层层追查,也没能摆脱自己留下的字迹、行踪和反常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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