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为何难整顿?答案不只在装卸设备和泊位数量上。船舶压港、货物积压,表面看是运输效率低,背后牵涉领导班子、规章制度和复杂的人事关系。叶飞到任后挑中天津港,正是想从这处难点入手,给交通系统打开局面。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叶飞被任命为交通部长。他此前长期在福建工作,熟悉地方治理,却没有主持交通部门的经历。接到任命时,他并未料到自己会转到这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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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命背后,是当时恢复经济工作的迫切需要。国务院领导希望整顿交通,让货运环节尽快运转起来。邓小平与叶飞谈话时,指出港口吞吐能力不足、装卸速度偏慢,远洋船舶也难以满足需要,要求他摸清情况,着手解决实际问题。

叶飞没有急着发号施令。他先听取部内汇报,走访相关单位,试着把交通系统的职责和症结理清。铁路由铁道部门负责,交通部的工作主要涉及水运、公路运输等领域。调查下来,他看到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公路建设受挫,内河航运萎缩,沿海港口又有压船压港的情况。

事情急,却不能只凭一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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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叶飞向邓小平汇报调研所得。邓小平鼓励交通部门不要等靠,要抓住时机,按照既定方针整顿工作。叶飞随后与部内干部商议,把北方港口作为突破口,天津、青岛、大连都纳入考虑。天津港位置重要,问题也格外棘手。

天津港的管理受到特殊政治环境影响。叶飞选择先整顿交通部直属的港口单位,意在把工作范围限定清楚,避免把港口业务问题扩大到别处。3月24日,交通部工作队抵达天津,由副部长陶琦带队,先调查职工意见和生产管理情况,并没有一开始就动干部。

一个月后,工作队向叶飞报告。叶飞提出,职工应当了解港口的真实情况,领导班子的问题也要解决。陶琦随后向天津市委汇报,希望取得地方支持,但市委内部意见不一,协商迟迟难有结果。工作推进到这里,难处已经不只是业务层面的了。

叶飞去向王震汇报时,两人有过一段直截了当的谈话。王震问:“你知道天津港的情况吗?”叶飞回答:“知道,整顿港口,不碰其他方面。”王震提醒他:“你这是太岁头上动土。”叶飞仍坚持工作队不能轻易撤走。

这番对话说出了风险,也说明了叶飞的盘算。他没有打算把事情闹大,而是要求工作队避开正面冲突,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关和基层,尽量从管理、生产秩序入手。对于一个新到任的部长来说,这种做法并不显眼,却是当时能够采取的现实办法。

5月,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谈到加强领导班子、反对派性、落实政策和建立规章制度。这些意见虽针对钢铁工业,对其他部门整顿也有启发。天津港一度出现进展,班子调整和制度建设有所推进。叶飞认为,工作是在曲折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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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局势很快再次趋紧,整顿工作受到冲击。周恩来病情加重,邓小平主持的工作也面临阻力,交通部难以为天津港提供持续支持。到1975年10月,工作队最终撤回,港口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把这段经历写成一场彻底胜利,显然不符合事实。

但整顿受挫,并不意味着交通工作全无收获。叶飞任内推动了购船、造船安排,远洋船队规模有所扩大;长江航道整治也进入规划讨论。他还关注公路建设,主张逐步形成更有效的运输网络。交通事业的改善,既需要设备和资金,也离不开稳定的管理秩序。

天津港的波折,折射出1975年恢复国民经济时的现实困境:生产部门需要整顿,行政工作却受政治风浪牵制。叶飞选择从直属港口着手,试图以具体业务推动改变;工作队撤离,则说明个人决心终究难以越过整个时代的阻力。1979年,叶飞离开交通部,转任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