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6日,由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术高原与高峰研究”课题组主办的“雨后千山铁铸成——20世纪中期浙江美术学院教学中的传统承续和活化”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2月16日。
开幕现场
这是“记得先生”系列展第七回。此次“记得先生”策展视野由中国画拓展至油画、版画、雕塑与工艺美术,聚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美术学院师生如何将传统作为推动中国美术现代发展的重要资源进行继承和活化的实践。展览汇集百余件作品,含精品力作与写生、课徒稿。
张漾兮先生外孙女、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教授陈焰致辞
开幕式上,张漾兮先生外孙女、中国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教授陈焰致辞,深情追忆老一辈艺术家之间彼此欣赏、相互启迪、跨画种交流的动人往事,还原“雨后千山铁铸成” 这句评价背后温暖的画坛佳话。
参展艺术家、当时的青年教师冯罗铮分享珍贵回忆
参展艺术家、亲历当年教学实践的冯罗铮老师分享珍贵回忆,讲述当年学院教学探索的点滴故事,鲜活再现老浙美课堂的学术氛围。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盛天晔致辞
中国画学院院长盛天晔教授接续发言。他谈到,国美近百年学脉不曾中断,传承不靠单兵独斗,而靠薪火抱团接续;这个展览让我们看见上世纪 50 年代先生们的求索,守住这份向上的学术力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傅巧玲致辞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傅巧玲随后致辞。她表示,“记得先生”,记住的不只是作品,更是课堂点滴、笔墨教诲;一句 “雨后千山铁铸成”,是老一辈艺术家跨画种相知相惜的动人回响。
浙江省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金一斌致辞
浙江省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金一斌最后作分享。他提出,传统不是静止的古董,而是活水;当年多股艺术思潮交汇,国美的先生们率先探路,各专业主动和传统对话,这份守正创新的精神今天仍要接续。
开幕式由潘天寿纪念馆馆长陈永怡主持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钱晓芳,中国美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毛雪非,中国美术学院原副院长高法根,中国美术学院原党委副书记胡钟华,中国美术学院原副院长、肖峰艺术馆馆长孟云生,以及冯罗铮、潘锡柔、孙晴义、佟燕、陈淞贤、卢炘、吴海燕、高亚加、常青等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美术馆等协办支持单位代表,和作品出借家属代表、学院中层干部、展览主创团队及各界艺术同仁。
嘉宾剪彩
展览现场
“铁铸”二字,得遇知音
展览题句出自一桩佳话。潘天寿曾以“雨后千山铁铸成”赞誉张漾兮版画《西湖西泠桥》。据赵宗藻、曹剑峰与张漾兮后人讲述,潘天寿见画即出此语。“铁铸”点出画中黑沉劲健的意象,既与张漾兮多年推崇国画研习的教学实践相关,也含有潘天寿对自身“强其骨”“一味霸悍”追求得遇知音的快慰。
潘天寿《梦游黄山图》 1936 年 247.2cm×46.7cm 潘天寿纪念馆藏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文艺环境使既有美术教育体系发生转变。对浙江美术学院而言,过程尤为复杂:林风眠以来形成的中西融合经验尚未远去,中国画、书法与传统画学已有较深积累,外来教学体系与新的文艺观念又迅速进入学院。如何认识传统、怎样使传统继续参与现代艺术教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1957年潘天寿出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9年出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始终强调民族精神、民族风格对艺术创造的重要性。先生们一面求索、一面授业,构筑起后学起步的基础。
刻刀之下,长出东方气韵
1949年后,一批战时木刻运动骁将汇集杭州,1954年版画系成立,张漾兮任首任系主任。“中国气派”“东方气派”的本体语言,其资源可追溯至鲁迅对汉画像与民间美术的推重。张怀江《同心合力》《一针一线》,将民间风俗、织绣劳作与乡镇女性生活相融,运刀构思更为松弛,金石之味悄然糅入。张漾兮聚贤纳才,1956年起派夏子颐、张玉忠、曹剑峰赴荣宝斋学水印木刻,建“水印木刻研究室”,又开白描、临摹、彩墨画课程,延请潘天寿、吴茀之、顾坤伯授课。赵宗藻《四季春》为木刻填彩,以类似“卐”字吉祥纹的几何骨架组织构图,于方正幅面中建构四时流转的视野。赵延年《逢春》为其研习传统雕版之作,刻作流畅、赋色鲜润,从少女面部渲染到手姿、盘髻,皆可见年画、佛画影子。结合赵宗藻晚年“浙江版画没有风格”之语可知,此期并非表面化响应政策,而是现实主义与民族民间并举、域外技术吸收与本土传统转化并行不悖。
张漾兮《西湖西泠桥》 1960年 40cm*32cm 浙江美术馆藏
张怀江《同心合力》《一针一线》 1956年 29cm×21cm/幅 浙江美术馆藏
赵宗藻《四季春》 1960年 42.5cm×41cm 浙江美术馆藏
赵延年《逢春》 1962年 39.5cm×53cm 浙江美术馆藏
甘正伦、童中焘《海螺声响》 1963年 48cm×41cm 浙江美术馆藏
笔墨有法,写生有源
潘天寿《美女峰图》写雨后登北高峰遥望所见,此作与写生要求相关,却非完全对景,而作主观处理,以求捕捉山水内在精神,其中可见石涛、髡残面目。学院由此形成四条路径:以书法用笔用线造型,提按顿挫间亦是心性磨砺;以黑白对照、气脉起承转合、繁简疏密的有意失衡与平衡,承古典法度而回应现代视觉经验;以主体心源熔铸万象,在观察、体认、提炼中沟通传统与现实;把笔墨、章法与写生统一于现实人物与建设生活。
潘天寿《美女峰图》 1954年 79.4cm×61.7cm 潘天寿纪念馆藏
顾坤伯1957年应潘天寿之邀主持山水教学,以“活传统”著称,《雁荡灵岩图》由四王上溯元四家,细密皴线顺应崖壁层理,巨嶂逼近画缘、寺院低置山脚,以尺度反差凸显山势。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兰石牡丹竹叶鸟图》见三人性情:潘长线写兰、简笔勾石,吴以色墨点染牡丹、勾染白头翁,诸双钩竹叶,金石笔意中化出清疏之趣。人物画一线,李震坚《妈妈的新课题》绘母女试用新式切菜机,将书写性用笔融入形体,前景蔬菜阔笔浓墨与箩筐细线成对照;宋忠元《冬村上市忙》条匀实,敷彩渲染基本保持平面,俯瞰布局中村路斜入、人物递变拉开纵深。
顾坤伯《雁荡灵岩图》 1958年 65cm×60cm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藏
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兰石牡丹竹叶鸟图》 1958年 40cm×148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李震坚《妈妈的新课题》 1960年 146.5cm×79.2cm 浙江美术馆藏
宋忠元《冬村上市忙》 1961年 59cm×112cm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藏
吴茀之《篱菊图》 1972年 69cm×69cm 浙江美术馆藏
油画寻找中国表达
学院油画承续延安鲁艺及解放区经验,又融合西方传统,以莫朴、黎冰鸿为主干,辅以费以复、庄子曼、曹思明、朱金楼等留洋归国教师。莫朴《入党宣誓》草图描绘志士冒险宣誓的庄严情景,质朴沉重。倪贻德《黄浦江》写港口工业化场景,帆船与货轮并行江面,以凝练笔法与单纯色彩统摄,将书法用笔与诗性意境融入油画;他主张油画民族化须“加强主题的内容的突出表现”“加强和充实油画的特点”。黎冰鸿《水电站发电了》借团扇小品圆形构图,把水电站、路灯嵌入传统山水式的峡江空间,从形制、空间、意境三层融入山水传统。关良《钟馗》取京剧脸谱程式,平涂勾线,戏剧张力强烈。1956年全国油画教学会议提出“油画民族化”;1960年10月博巴夫妇主持罗马尼亚油画训练班,强调造型结构与线性表现,引导学员从本土传统汲取养分。博巴《罗训班的十四名学生》以中国画材料写十四位学员,结构素描观念与中国画以线造型相通;金一德临摹博巴《潘天寿像》,前景融后印象派手法,背景取潘天寿花鸟山水元素,中西语言巧妙融合。
莫朴《入党宣誓》(草图) 1950年 38cm×58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倪贻德《黄浦江》 20世纪五十年代 60cm×76.5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黎冰鸿《水电站发电了》 1958年 75.5cm×75.5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关良《钟馗》 20世纪六十年代 56cm×71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埃乌琴·博巴《罗训班的十四名学生》 20世纪六十年代 117cm×146.5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金一德《临摹博巴<潘天寿像>》 1962年 100cm×81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放下巴黎范本,向石雕泥塑取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雕塑教学由刘开渠、萧传玖、程曼叔、周轻鼎、卢鸿基等留法、留日归国教师主持。建系时范本多取自巴黎,此后渐以身边人物为原型制作教具。程曼叔《钱月华头像》被反复翻制,成为各校通用教学头像,与曾竹韶《老边头像》同被列为“探索建立东方民族审美的经典教具”。为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刘开渠1953年率九位雕塑家赴云冈、麦积山、龙门考察,返京后化用于浮雕塑造。潘锡柔《播种》不取当时通行的“髋立式”套子,步子朝正前,上身与头反向扭转,动作来自农活本身。王卓予《提水少年》将在纪念碑积累的写实经验用于日常劳动题材。1958年设民间美术系,周轻鼎任主任,将动物雕塑研究与陶瓷制作结合。达榴生《公社书记》以一柄雨伞、一册书报道尽雨天泥路,以器物代场景。
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部分浮雕头像 20世纪五十年代 37cm×27cm×9.5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部分浮雕头像 20世纪五十年代 35.5cm×33cm×10.5cm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潘锡柔《播种》1958年 70cm×45cm×36cm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藏
王卓予《提水少年》1960年 76cm×40cm×30cm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藏
周轻鼎《击掌棕熊》 1962年 12cm×10cm×10cm 浙江美术馆藏
达榴生《公社书记》 1964年 83cm×40cm×31cm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藏
把师傅请上讲台,让手艺成为学问
1953年文化部要求各院校“有计划地罗致富有经验的中国戏剧、音乐、美术专家及民间艺人参加研究或担任教学工作”,民间工艺沿四条路径进入学院:聘人,王凤祚、陈鹤亭、高建新、詹振辉留院,1954年办华东民间美术工作研究班,1958年复系后艺人登讲台;传习,组长“用大课方式”轮讲,研究生整理艺人口述,“以艺人推动艺人”;编材,邓白以自己临摹的麦积山、莫高窟、永乐宫壁画为素材两度手写《永乐宫壁画简介》,五年间由3张增至10张;实践,1956年灵隐寺大佛由学院民间美术研究组承担,邓白、史岩设计图纸,高建新承制佛首佛手;1963年自办陶瓷厂,1965年试烧成功失传七百余年的南宋官窑青瓷。高建新《莺莺与红娘》延续德化“中国白”釉质与衣纹程式,又融入学院的人物观察方法;邓白《青花瓶》中锋圆劲,“学院青花看邓白,景德镇青花看王步”;孙晴义《映波秋艳》以石拱桥为中心,色块有序,是教师走出课堂交回的“作业”。
邓白《永乐宫壁画简介》手稿 1958年 / 1963年 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藏
高建新《莺莺与红娘》 1957年 25.5cm×16.8cm×5cm 私人藏
方增先《九羊笔架》 6cm×2cm×4cm 私人藏
邓白《青花瓶》 20世纪六十年代 高18cm,口径5.1cm,足径6.2cm,腹径11cm 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藏
冯罗铮《万象回春》 1962年 高14cm,口径14cm 私人藏
五个专业、百余件作品各有侧重,却共同回应着当时的艺术问题。传统的诗情画意、古人的笔墨、民间的技艺,在这一代艺术家手中重新体认,渐成回应时代的语言。以回忆、研究、传承、创造的方式记得先生——从深厚的传统中自立,在变化的时代中创造,并将勇气与能力传与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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