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走下飞机,迎接他的既有国民党官员,也有大批记者和各界人士。重庆方面盼着看这位中共领袖会不会现身,延安方面更清楚,这趟行程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续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事。表面看,这是一次胜利者发出的邀约;实际上,毛泽东一旦到重庆,谈判就不再只是两党之间的安排,而会置于全国舆论和国际社会的注视之下。

毛泽东决定亲自前往,周恩来和王若飞随行。消息传出后,延安内部最紧张的并不是行李如何准备,而是警卫人员怎么配备。重庆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特务密布,社会情况复杂,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影响毛泽东的安全。

负责外围警卫的龙飞虎,很快进入了核心名单。他长期担任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工作,熟悉主席的生活习惯和出行规律。与他一起承担重任的,还有陈龙、颜太龙。三人都是久经斗争考验的老同志,既能护卫,也懂得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判断险情。

重庆方面后来把这几个人称作“一虎二龙”。“一虎”指龙飞虎,“二龙”则是陈龙和颜太龙。这个称呼听起来像江湖绰号,背后却是实打实的警卫经验。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他们的细密安排。

贴身警卫班中,还有齐吉树、舒光才和戚继恕。齐吉树主要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舒光才、戚继恕则以枪法准确著称。三人的名字读音相近,重庆方面听来听去,便把他们叫成了“三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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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个称呼传到戴笠那里,竟然变了味。军统方面有人报告,说毛泽东身边有“一虎二龙”,还带来一个武艺高强的“三叔”。戴笠一时没有弄清楚,误以为毛泽东的亲属也随行到了重庆。

戴笠把情况报告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同样听得一头雾水。戴笠说:“毛先生还带了一位三叔来。”蒋介石反问:“三叔在哪里?”这件事传到周恩来耳中,他很快明白了缘由,笑着解释:“不是三叔,是三位警卫员,大家叫他们三鼠。”

这段插曲虽带有几分笑意,却说明当时重庆的情报系统有多么紧张。毛泽东的住处、行程、会见对象,几乎都被层层打听。蒋介石也曾要求戴笠严密保护毛泽东,不能让重庆方面出现任何意外,否则政治后果难以收拾。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最初住在林园。这里虽然是国民政府的招待场所,蒋介石、宋美龄等人也曾在此活动,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因此放松。夜间巡逻不断,周围人影复杂,龙飞虎和陈龙轮流值守,手枪始终处于戒备状态。

住了两晚后,周恩来认为继续留在林园并不妥当。龙飞虎提出,可以转到张治中的桂园办公。桂园靠近周公馆和红岩村,距离国民政府机关也不远,既便于接待民主人士,又能借助公开警卫力量形成保护。

张治中得知后,爽快地答应下来,还让家人暂时搬离桂园。他专门叮嘱负责警戒的人员:“保卫毛泽东,要胜过保卫我十倍。”这句话不是客套。张治中希望促成和平谈判,也明白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关系到谈判能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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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园有国民党方面安排的警卫,八路军办事处仍派出自己的警卫班。红岩村的山路、台阶缝隙、周边院落,都被逐一检查。毛泽东每次外出,车辆顺序和行走路线也会临时调整,避免形成固定规律。

一次参加酒会时,现场人多拥挤,周恩来不断替毛泽东挡酒,既防止有人强行劝酒,也避免酒水出现问题。活动结束后,重庆市民听说毛泽东现身,纷纷赶来围观,院内院外挤得水泄不通。警卫人员费了很大力气,才护送毛泽东上车离开。

谈判期间,毛泽东提出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整编军队等问题,国民党代表却多次表示无权作答。重庆之行并没有立刻消除双方的分歧,但“一虎二龙三鼠”的称呼,却从警卫安排中传出,成了那段谈判史里一段颇有意味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