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7日,延安,徐向前经过半年多辗转,终于回到党中央所在地。此时的他,原本是带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来汇报工作的,却没想到,这次返回延安,竟使他暂时离开了军事指挥一线。
徐向前并不是主动远离部队。1940年5月,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他从山东出发,沿途屡经险阻,直到年底才抵达延安。七大后来推迟到1945年召开,而徐向前在延安的工作,也从准备参会逐渐转向学习、养伤和负责后方军政事务。
当时,山东的军事格局仍在调整。山东纵队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之间,存在统一指挥的问题。1940年9月,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朱瑞向中央建议,把山东纵队编入第一一五师系统,并提出由徐向前代理师长、罗荣桓担任政委。
这个建议并非没有依据。徐向前长期负责军事指挥,熟悉部队建设和根据地作战;罗荣桓则在政治工作、组织建设方面经验丰富。罗荣桓后来也曾提出,希望加强山东军政领导,使部队行动更加协调。
但问题在于,徐向前当时还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中央既没有听取他对山东局势的完整汇报,也不可能让他半路折返。更重要的是,山东方面的领导关系正在重新整合,局面并非只差一名军事主官就能解决。
1941年初,徐向前为即将赴山东工作的干部介绍当地情况。就在这次送行途中,他骑马经过一条小路,一匹受惊的马突然蹿动,躲闪不及的徐向前被马踢伤左腿,造成胫骨骨折,并伴有持续发烧。
这场意外,直接改变了他的工作安排。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在医疗条件有限、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住院半年多,伤口愈合十分缓慢。等到出院时,已经接近中秋。山东方面的领导班子,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了新的分工,徐向前自然失去了返回山东掌兵的现实条件。
第二次调动,发生在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后,河南多地相继失守,豫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央原本考虑派徐向前前往河南,负责组织武装、建立地方政权。
但徐向前的伤势尚未完全恢复,难以立即承担长途跋涉和前线指挥任务。毛泽东后来向王树声谈及此事时说,中央原来打算派徐向前去河南,只是徐向前骑马受伤,一时无法成行,因此决定由王树声前往。
这次错过,并不意味着徐向前没有军事任务。1942年5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他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协助贺龙整合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防务。1943年,他又奉命代理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毛泽东曾对他说:“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徐向前回答:“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这几句对话,说明他始终把主要特长放在军事指挥上,但战争形势也需要他承担教育和后方建设职责。
第三次讨论,是1946年9月。山东野战军在泗县作战后,华东战场的兵力部署需要重新调整。中央考虑派徐向前到鲁南,负责一个方向的作战指挥,同时让陈毅统筹山东、鲁南、淮海和胶东等几个战场。
陈毅接到电报后明确表示欢迎。此时徐向前的身体状况已经比前几年好转,理论上具备出发条件。然而,华东战场的变化很快。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的合并加速推进,粟裕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原先专门设置鲁南前线指挥的方案也随之失去了必要性。
同年11月,延安保卫战前夕,徐向前随中央机关转移。经过商议,他提出到太行前线工作,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947年6月,徐向前抵达太行,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重新回到较大规模的军事指挥岗位。
三次未能成行,表面看是伤病、路途和战场调整造成的偶然,实质上也反映出战争年代指挥岗位的特殊性。一个方案能否实施,既要看个人能力和身体状况,还要服从部队编制、战区变化以及整个战略部署。徐向前真正回到前线时,已不是原来设想的山东或河南,而是承担起经营太行、解决山西战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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