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马上得天下容易,马上收不了税。三个游牧渔猎政权,三个税制实验室,一个共同死结——这篇全给你拆开。

宋朝把财政押在了柜台上,但借不到未来。这一篇不出汴京,就在北方边境线上看另外三个政权——辽、金、西夏。

这三个政权有个共同出身:马上来的。

游牧渔猎民族打进中原,抢马抢粮抢城池都是熟路,可碰到一个问题全体卡壳——你的文化里没有"税"这个字。草原上的规矩是抢、是贡、是朝贡贸易,哪有按亩按丁按年收钱一说?

老规矩管不了新地盘,新地盘又不能不要,怎么办?

三个政权给出了三个答案。

这三个答案,搁在一起看,就是三个现成的税制实验室。

我给你掰开看看,你会发现:马上民族的账本,比你想的讲究多了;

也难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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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辽国人,那就是金庸老爷子笔下的“乔峰”了,赤手屠熊搏虎,金戈荡寇鏖兵~

辽:一国两制,是收税收出来的

先说辽。

辽朝(907—1125)碰上的第一个大礼包,也是第一个大麻烦,是石敬瑭送的那份见面礼——幽云十六州(约数:十六州大致相当今北京、天津北部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

这份礼有多重?

几十万到上百万的汉人农民,州县、租赋、科举、佛寺,一整套成熟农业文明。

而辽的户口本上,还有一大批放牧的契丹部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日子。

你想把草原部民按州县编起来收租?人家跟着马跑,你追谁去。你想让汉人农民按部落制纳羊马?人家没有羊。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处理方式,写进了《辽史·百官志》,就一句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具体落实,就是那套著名的南北面官:北面官用辽制,管草原——部族制,部落首领代征,收的是畜群、皮毛这类实物;南面官用汉制,管汉地——州县租赋、盐铁正税,接的就是唐宋那套现成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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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管这个叫税制史上的一国两制。

你品品这个设计的聪明之处:草原不变法,汉地不胡化。

两套税基、两套征收系统、两套官僚,各按各的习惯过日子,谁也不用改造谁。

后来什么"一国两制",早在十世纪就有人拿整个国家做过实验了。

而且这一手不是权宜之计。

辽的皇帝理论上全年大部分时间不在城里——四时捺钵,春水秋山,皇帝带着牙帐跟着水草迁徙。行政中枢是移动的,可税收照收不误。

这是典型的"皇帝在马背上,账本在原地"。

但我要给你泼盆冷水了。这个聪明设计里,藏着一条裂缝。

这条裂缝,就是 “二税户” ,中间层在双轨制的缝隙里复活了。

裂缝的名字,叫头下军州(也叫投下军州)。

辽的贵族随军征战,掳掠人口,把这些汉人、渤海人安置在自己的私城里,形成贵族的私人地盘。

朝廷承认这些私城,但划了道线:私城里的农户,"输租于官,纳课于主"。

翻译一下:同一份收成,交两张税。

租,交给国家;课,交给主人。

看到这儿你应该有既视感了吧?

这不就是咱们讲了十几篇的中间层吗——国家收国家的那份,中间人收中间人的那份,纳税人一个人挑两副担子。

当年的豪强隐户、后来的士绅诡寄、欧洲的封建领主,全是同一个物种,只不过这次,中间层的地位是国家亲自发给贵族的牌照。

辽的统治者不是没看见。

辽末金初,这个群体已经大到成了社会问题——后来金世宗干脆大批放免二税户,等于亲手拆了前任留下的福利房。

我的看法是:一国两制作为分治设计是天才,作为财税设计有天然缺陷——只要两种制度交界,交界处就一定长出灰色地带;

只要贵族带兵有功,国家就一定欠他们的账;

欠账的支付方式,从来都是让渡税收权。

这个规律,辽开了头,金接了棒,清八旗把这场戏演到了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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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乔峰顺手帮了一把的那个人,完颜阿骨打,就是金太宗)

金:把军队写成户籍,把税基穿在身上

金朝(1115—1234)灭辽吞北宋,地盘比辽大得多,麻烦也大得多。它的应对方案,比辽更狠,也更拧巴。

这套东西叫猛安谋克。

谋克是百夫长,猛安是千夫长——本来是纯粹的军事编制。

金朝把这编制直接升级成了户籍和税基: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约数),户、兵、田全按这个单位来管。

当兵是它,种地是它,交税也是它。

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国家把"军队"这张皮直接披在了"户籍"身上,一册三用——这话耳熟吧,秦朝的编户齐民是它的祖先,只不过秦靠登记,金靠军衔。

配套的税收叫牛头税(牛具税):按耕牛和人口折算成"牛具"单位征粮,每牛三头为一具,纳粟一石,后来减为五斗(约数,各家考订不一)。

注意这个税率有多轻。

同期汉人农民交的两税,比这重得多。

为什么轻?因为这是给征服者集团的民族福利价——猛安谋克户是自家人,自家人交意思意思就行,钱从汉地州县的正税里出。

这个安排短期看是皆大欢喜:自己人轻税免税,战斗力有保障,汉地税收养着。但你闭着眼也能猜到结局——

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

金朝把猛安谋克户大批迁进中原,计口授田,一人一份地,指望自家人边种地边当兵。

可猛安谋克户本来就是骑马打仗的,种地是真不会,也不屑于会。

结果呢?

地出租给汉人佃户,自己坐收地租——征人变成了地主,战士变成了食利者。

金世宗看不下去了,又是括地又是重新授田,按住葫芦浮起瓢。

等到蒙古人打过来的时候,猛安谋克户已经几代没摸过马了。

编制还在,户册还在,税也照收,可那个能打的集团,早就溶解在地租里了。

金朝还有一件大事必须说:通检推排。

这是金版的财产普查——定期对民户的"物力"(家产:田宅、牲畜、奴婢之类)推排评估,按资产高低摊派赋役。

大定四年(1164)起推行。你看,这就是十世纪的"丈田",而且是往资产税方向走的——不看人丁看家产,方向上比租庸调还先进。

但执行起来,还是那句话:评估的是资产,操作的是胥吏。

推排一回,民间怨一回;评高了破家,评低了舞弊。

金朝的官员自己承认"贫富不均",改了一轮又一轮。

张居正的丈田有多难,通检推排提前年给你打了样——资产税的难点从来不在制度,在评估。

最后说说金的货币。

金学宋朝发行纸币(交钞),一开始有准备金、能兑换,看起来很规矩。可战争一来——对蒙古的仗打了几十年——交钞就成了提款机。

贞祐南渡(1214)之后滥发到什么程度?

《金史·食货志》里留下了一句:"万贯唯易一饼。"一万贯买一张饼。

北宋交子怎么崩的,咱们上一篇刚讲完;金朝照着错误答案又抄了一遍。

这就是史书不好看的地方——纸币超发的教训,从来没人吸取,因为战争一来,印钞机永远是眼前最顺手的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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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中,慕容复层假冒西夏一品堂,李延宗)

西夏:夹缝里的小国,把盐当武器

第三个实验室,西夏(1038—1227)。

西夏的地盘小,人口少,夹在宋、辽、金几大块之间。

它的财政逻辑跟前两家完全不同——前两家是"进来之后怎么管",西夏是"夹在中间怎么活"。

它也搞蕃汉杂糅:

官制蕃汉并立,经济上游牧、绿洲农业、贸易三块都抓。但西夏财政真正的主角,是两样:榷场和盐。

先说盐。

西夏境内产青白盐,品质好,价格低,跟宋朝解盐专卖形成直接竞争。

宋朝的办法老一套:禁——禁止青白盐入境,保护解盐专卖的收入。

西夏的应对更绝:你禁,我走私,而且国家组织走私。

青白盐走私成了西夏的创汇手段,也是对宋谈判的筹码——禁盐松一松,岁币好商量。

一场围绕盐的贸易战,打了上百年。

再说榷场。

边境上的官方贸易市场,宋夏各设,进出口都过官府的眼、收官府的税。

平时是创收渠道,开战就是制裁工具——宋朝一翻脸就关榷场,西夏经济立刻窒息,往往撑不了几年就得请和。

所以你看西夏的财政,本质上是一种"战争财政"的镜像:宋靠岁币买平安,西夏靠制造不平安来收钱。

打仗就是它的财政政策,谈判就是它的税务稽查。

小国在夹缝里活了一百九十年,靠的就是把"别人的贸易需求"经营成了自己的税收。

三个实验室,一个共同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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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三家摆在一起看,答案就出来了。

辽的神来之笔是分治,死结是头下军州养出中间层;

金的神来之笔是把军队写成户籍、把财产普查制度化,死结是屯田军不耕田、编制空转;

西夏的神来之笔是把地缘劣势玩成贸易筹码,死结是财政跟战争捆死,一天不打就断粮。

但我要说,这三个死结底下,埋的是同一个死结:

给征服者发福利的制度,福利本身会瓦解战斗力,再瓦解税基。

你为了酬谢打天下的自家人,就得给特权——轻税、授田、私城。

特权给了,自家人就不需要努力了;

不需要努力了,战斗力就没了;

战斗力没了,政权还得靠汉地税收续命;

税基越小、食利者越多,负担就越往纳税人头上压;

压到最后,要么内部腐化,要么被更能打的撵走。

辽死于这条链,金死于这条链——而且后面还有个大家伙在排队:

清的八旗"铁杆庄稼",就是这条链的终局版,到时候咱们再对账。

征服者税制的宿命:它必须在"酬功"和"续命"之间选择,

而酬功的每一笔,都是从续命的本金里扣的。

别小看它们:被低估的三笔遗产。我得给这仨政权说句公道话。

游牧政权的财政,历来被正史轻描淡写,可你看这三笔遗产,笔笔都重:

第一笔,制度遗产。

南北面官是一国两制的祖先,清朝的理藩院、盟旗制度,血液里流的是辽的基因。

"多民族国家怎么管"这个大问题,辽给出了第一版制度答案。

第二笔,纸币遗产。

金的交钞制度,是元朝纸币的直接模板;

元钞的故事咱们早就讲过——元明纸币崩盘、民间自发改用白银,整个中国货币史断链的源头就在这一支上。

金朝把纸币的坑又深挖了三尺。

第三笔,税基遗产。

通检推排往资产税方向走的那一步,牛头税这种"按生产资料计征"的尝试,加上辽对草原、金对东北第一次建立的正规税收叙事——农耕文明之外的税基,第一次被写进了账本。

这条线往后延伸,就是清朝把蒙古、新疆、西藏全部纳入财政版图的那张大网。

看历史别只盯着成功者。

失败者的实验,经常替后来人把坑先踩一遍。

同时,对照中国:宋和它的邻居,照见了对方。

把辽宋金夏合起来看,特有意思。

宋朝的难题是:收得到钱,锁死了信用——工商业税基做到了极致,可不敢借、没法借。

辽金夏的难题是:没收够钱,先腐蚀了自己——征服者福利一路透支战斗力,税基自己先烂。

一个是繁荣病,一个是特权病。

而这两个病,后面九百年里反复在东亚和欧洲交替发作:

明清得了宋的病(定额财政、不敢借),

俄国得了金的病(军事贵族食利化),

直到财政国家那条路被英国人趟出来,咱们才看清这两病共同的病根——谁都能从体制里白拿钱的地方,谁也不会认真交钱。

下一篇,咱们该说那个历史上最大的征服者了。

成吉思汗的孙子们把欧亚大陆分成了四份,四大汗国各干各的财政实验——斡脱商、达鲁花赤、包税制,草原分封跟定居税制的正面相撞。

蒙古人用最短的时间,把前面十几篇讲过的所有税制全试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