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向来很少,全都昙花一现。
比如大唐开元盛世,是被安史之乱突然打断的。
目睹盛世脆断的杜甫很是悲伤,面对着“洛阳宫殿烧焚尽”,“忆昔开元全盛日”。
最近看了两本写安史之乱的书,一本是《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一本是《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有两点感慨——
1,在盛世脆断之前,皇帝、文臣、武将,甚至太子、宗室和太监,都没有安全感,为了一点点的安全感,他们不得不零和博弈,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
2,大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席卷半个帝国,是因为造反具有民意基础,甚至叛乱就是民意推动的。
如果把安史之乱当成是一种癌症的爆发,那么大唐从建立之初就携带有“不良基因”。
首先就是政治基因,皇族零和博弈,败者身死,胜者当皇帝。
唐朝的皇位继承,从来没有可靠的制度,全靠武力夺取。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弟,软禁父亲,开启了政变先河。在他的示范下,后面有武后夺权、神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安史之乱之前的所有皇位继承,全都血淋淋的。
政变伴随着屠杀,被灭的可不是一两个人,至少是一个派系的人,皇家的不安全感必然传导给臣子。
在这样的范围下,皇帝、太子、宗室、文臣、武将,都在互相防范和斗争之中。重要的是斗争没有安全退出机制,要么高高在上,要么全家被杀。即便成功上位了,也要防范随时被拉下来。
安史之乱之前,整个帝国处在无人安全的状态,朝堂之上权势猜忌。唐玄宗猜忌太子(后来的唐肃宗)要赶自己下台,宰相李林甫猜忌、防范功劳太大的边将王忠嗣,宰相杨国忠猜忌手握重兵的边将安禄山。
安禄山从一个无名之辈,混到藩镇大帅,足够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了,为什么要造反?因为看到了危险,他不先动手,就会被杀掉。因为在他动手之前,战功赫赫的边将王忠嗣,就被猜忌和罗织罪名,最终暴死。
安禄山反了,等于是被大唐有缺陷的政治基因逼反的。
除了政治具有“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不良基因之外,大唐的兵制、税制都具有不良基因。
当皇权强大时,所谓的盛世的繁华似乎掩盖了病灶,但所有位高权重者的不安全感,却没有一刻可以散去。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话题,既然是盛世,何以被一场叛乱迅速摧毁?答案是大乱具有民意基础。
安禄山的老巢在今天的北京一带,向南望去就是今天黄河以北的大平原。
这片土地肥沃盛产粮食的广袤地盘,在隋唐之前是北齐的核心地带。北齐的首都邺城(位于现在的邢台和安阳中间),是当时世界上的顶级大都市。
公元577年,都城在长安的北周灭了北齐,然后北周权臣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并在589年灭了南陈。
杨坚能统一天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北周的关陇集团。所谓关陇集团,是关中和陇右地区豪族与军事贵族结合成的一个军政集团。
北齐被灭之前,在册人口约2000万,而北周大约只有900万。北周以少胜多,关键就在于关陇集团很有凝聚力,而北齐统治阶层则处于内讧状态。
以弱胜强之后,这片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的区域,对武力征服者并不认同,连续发生叛乱。
杨坚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消化”原来北齐的统治区域。他的对策是,彻底摧毁关东、河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邺城,以免这个老牌帝都成为反叛大本营。
杨坚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后来开凿运河和远征高句丽,大量征用河北的人力物力,也带有削弱河北的目的。
被正史赞扬的统一,对于北齐遗民而言,是国破家亡,都城被毁,沉重的劳役以及战乱饥荒。所以当地的反抗、起义一直持续不断。
隋朝的灭亡,就跟这些反抗密切相关。
可是摘得反隋果实的还是关陇贵族,这一次的关陇贵族代言人是李唐。李唐的出身,决定了唐朝继续关中本位主义,并继续镇压、压榨、防范河北地区。
李世民后来继续远征高丽,也难免继续折腾河北人民。要不是他死得早,使得远征高丽的行动难以继续,唐朝很可能会早早地重蹈隋朝的覆辙。
李唐是门第社会,出身决定个人命运。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了科举制,但是寒门普通人即便中了进士,也很难被重用。
老百姓更是没有出头之日,被反复压榨的河北民众,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所以他们对在当地养兵的藩镇比较有感情。
总之,安禄山所在地区和所能影响的地区,在隋朝之后的100多年里,对朝廷的离心力一直在积累。安史之乱,就是安禄山对河北上百年积怨的响应。
755年,在身边汉人谋士的反复劝说、游说之下,安禄山终于反了。河北诸郡望风投降,叛军顺利地拿下了东都洛阳,进而攻占了帝都长安。
如果没有民意基础,盛世的叛乱不会那么顺利。
安禄山毫无雄才大略,很快就被干掉了,但大乱却持续了8年之久。
大乱平定,大唐犹如经历了一场化疗,气息奄奄,河北地区在事实上获得了半独立地位,老百姓的税负减轻了,幸存者的跃升渠道增多了。
叛乱失败之后,安禄山、史思明却被一些河北人感念,甚至有人给这俩乱臣贼子立庙,称他们为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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