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价值
本案的参考价值在于审查路径的调整:从谁直接砍的树,移到待拆范围由谁划定、标识由谁设置和摘除、监督管理职责在谁。行政委托的责任边界、以管理不作为认定因果关系、举证负担向掌握证据一方转移,才有了逐层展开的余地;生效裁定后借检察监督回到实体审理,也有先例可循。
张某清系北京某村村民,肢体残疾四级,承包集体土地种核桃树、板栗树为生。当地35千伏输变电工程中,某镇人民政府负责地上物清理,委托某拆除公司实施;合同约定只对已签补偿协议并交付地上物的地段动手,坐标由镇政府提供。
张某清的承包地在项目范围内,但他不同意征占,未签协议。实际推进中,镇政府以围圈红线确定待拆坐标,拆除公司见线即清;该地块本应排除,红线未摘。2019年10月22日,拆除公司按线砍树,将其1000余棵果树及树苗砍除。张某清报警,森林公安派出所告知由镇政府负责,未予立案。
他起诉镇政府要求赔偿,一审以未签协议、未能证明清除系镇政府委托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二审、再审申请均以基本相同理由驳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查明上述事实后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再审法院撤销原裁定,指令原一审法院审理。2025年12月,原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镇政府强制清除行为违法,赔偿树木损失37万余元,判决已生效。
遇违法强清赔偿,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没签协议不是政府免责的理由,反而可能是违法强清赔偿的起点。要从当事人同意与否转到清除有没有合法依据、谁该对标识和管理负责。
第二,留意现场的标识和口头告知。红线、围挡、标记,以及拆除人员按线拆上面让拆的之类的说法,往往是建立因果关系最实在的线索。张某清案的转折点,就在于检察机关查清了红线未摘这一管理事实。
第三,行政赔偿中的举证责任不是静止的。当关键材料由行政机关或受托方掌握、当事人客观上无法取得时,应当明确主张举证负担转移,而不是被动等待以举证不能败诉。
第四,生效裁判确有事实认定不清的,检察监督是一条现实救济通道。本案一审、二审、再审申请均被以相同理由驳回,最终靠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和抗诉才回到实体审理。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自身举证能力有限的当事人,这条路值得认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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