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白公馆走出来,当时那种心口被重重一撞的感觉就又回来了。某些事件,的确无法仅仅把它当作历史看待,这种具有活力的温度,即使是隔绝了几十年的光阴,也会烫伤手。如果今天不把这些故事详细写出来,会感觉心里始终如同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是挺难受的。
说起金永华老人,谁能够想到在那个时期,她可以表现出那一种近乎绝情的理智。她的儿子王朴,作为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为了革命,愣是把家里说服了,并且把那一千四百八十石田产全部进行了变卖,换成了将近两千两黄金,一分钱不留全部交付给了党。王朴后来在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当时才28岁。解放之后,组织上要把那些黄金归还给金永华,老人家硬是一分钱都没有要。她说的很干脆,把儿子交付给党是应该的,要是想要享受特殊待遇就是不应该的,甚至说拿着烈士的名头向组织伸手,更加是不应该。等到她84岁终于入党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感觉这个母亲把一生最重要东西都交付出去了,这种骨气,现在读起来依然会让人的心里产生一种颤动。
其实在白公馆那面斑驳的墙壁之上,挂着的照片甚至连一半都凑不齐全。张露萍,本名为黎琳,当年党组织派遣她潜入重庆军统电台进行潜伏。那总共七个人,在敌人的心脏地带玩火,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不幸的是在1940年春天他们被捕了,一直到1945年7月14日,那七个人一起在贵州息烽快活岭牺牲。一直等到1983年,他们的身份才得到了正式确认。那些空白的相框,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有些人把名字彻底融进了黑暗里面,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终于有了回响。
还有黄显声将军,大家称呼他为虎入笼中威不倒。展板之上挂着的那一件羊皮背心,看的人特别想哭。在那上面有四个明显的弹孔,伴随洗不掉的血迹,那是他1949年11月27日在步云桥被杀害的时候穿的衣服。他在活着的时候,是小萝卜头最敬重的黄伯伯。特务不给孩子提供上学的机会,黄将军就每天在牢房里面教他学习语文以及算术以及俄语,甚至还教孩子画画以及认识地图。他当时答应过小萝卜头,只要俄语学习的成绩好,就送给他一支铅笔。那一支铅笔,成了小萝卜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最宝贝的念想。只是,那一支铅笔还没有等到被真正送到,他们就全部都不在了。
罗广斌他们那一次缝制红旗的事情,简直就像是电影情节一样。1949年10月1日,消息悄悄地传进了白公馆。大家都没有见过五星红旗长成什么模样,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找来红色的被面,又找来黄色的绣花纸,在牢房的阴影里面偷偷摸摸地进行缝制。在中间缝一颗大星,在四角摆着四颗小星,哪怕手在发抖,哪怕心里特别慌乱,动作也必须保持轻微。他们把那面旗帜藏在了地板的下面,满心指望能够举着它迎接解放的那一天。可惜,没有等到那一天,11·27大屠杀就把这一切撕碎了。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回到了那间曾经关押过他们的牢房,把地板挖开,那面红旗又重见天日了。那红旗上面的颜色,恐怕是那些战友们依靠生命染出来的。
这些故事,平时看书或许也就是几行文字,但是真的当你站在那一个地方,看着那些沾满血迹的羊皮背心,看着那些被缝制了又被藏起来的旗子,那一阵阵冲击感是无法躲避的。那些烈士,他们也没有什么三头六臂的本事,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只是在那个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没有向后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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