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大多在写变动着的人,不能把人写成一棵树,也不能把人写成一个动物,而是要把人写成人,或者说让人具有起码的人性,而人性是始终变动的,那么作家就要写具有变动的人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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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巴尔扎克笔下的欧耶尼·葛朗台,还是果戈里笔下伪装的钦差大臣,都有变动者的人性体现。《聊斋志异》中的一个狐仙说道,人是最难把握的,也是最难理解的。人性善变,比鬼都善变。甚至狐仙见了人都要退避三舍。文学作品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被称为人物。既然是人物,那么这个人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脱离了社会关系谈人性,简直就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作家要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就要善于塑造典型的社会环境。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善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作家写了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并不具有典型性,或者说这个小人物不会作为小人物群体的代言人,不会成为他们的活化石,不会成为他们身上优点和缺点集中的人物,那么这样的小人物就不算是成功塑造的人物,甚至这样的作品都没必要发表。写的俗之又俗的作品只会给文学界增添文字垃圾,却并没有发扬创新性,也没有挖掘人性的深度。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是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重要的一个,不仅有底层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而且有着一定的革命精神,却偏偏不知道革命是什么。莫言笔下的余占鳌,阎连科笔下的司马蓝,都有独特的个性,也在典型环境中不断发展性格。小说塑造人物就是这样,往往要写变动的人性,而变动的人性附着在人这个躯体内,以至于让人产生了变动的属性,或者说小说中的人物有变动的属性。作家要善于写这种变动,而不是写一成不变。

因为人物有了变动的属性,作品才有了丰富多彩的意义。试想一个人长期住在一个土屋里,不出土屋半步,那么作家来写他,就觉得很难下笔,或者说很难写出新鲜的内容和情节。甚至这样的人物都不能塑造,因为这样的人物属于小众人物,何况这样的人物不接触社会,没有什么社会行动,也脱离了很多社会关系,就不具备塑造人物的可能。除非这个人是个学者,经常在书斋里读书,那么他读到每一本书的感触就可以写出来。作家化身为这样的人物,阅读大量的书,把读每一本书的感触写下来。曾经有一个作家想要写一篇小说,始终找不到突破点,也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物形象来塑造。有一天他路过金融中心,发现金融中心玻璃窗前吊着一些清洁工,一层一层擦玻璃,突然激发了他的灵感。他要塑造这样的清洁工,因为这样的清洁工有着变动的属性,每擦一层就会看到一层内部人员的情况,看到每一层里面的故事。清洁工一层一层擦下来,就会看到一层一层的故事,甚至故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化身为清洁工,就可以讲述每一层的故事了。实际上故事不一定发生在金融中心,也有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只不过作家用了虚构的手法,把别的地方的故事挪到了金融中心,分层叙述,而且叙述了很多小故事,最终集合成一个大故事,以清洁工的口吻来讲,当然就会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吸引很多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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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是一个普通人,整天三点一线,除了上班工作,就是下班回家,空余时间可以在食堂吃饭,没别的地方可去,那么这样的人物就不具备什么变动的属性,也不具备太多的创新性,只能算是千千万万人物中的一个,一般不能当成小说的主人公,不能当成小说中的人物来塑造。如果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人物,也只是一个配角,或者说是一个陪衬,随便三言两语就能写完。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应该有一定的变动属性,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变动不同的性格。即便写意识流小说,也仍然有环境的变动,毕竟人物形象和环境相依相存,也就是典型人物出现的典型环境中,不可能出现人物和环境不相称的情况,除非有突发事件产生,有可能让某些人产生心理变态的行为。一般来说,人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可控的,除非遇到突发事件,就变得不可控。有人遭遇亲人去世,突然情绪崩溃,在公共场合放声大哭,引得很多人注目观看,以为他突然疯了。有人做生意,借了很多账,结果赔本,觉得无颜面对亲人朋友,就要跳楼自杀,这个时候他的情绪是崩溃的。余华写《活着》的时候,肯定进行过一番成熟的构思,让主人公徐福贵经历了很多变化。他早年嗜赌放荡、挥霍家产,经历家道中落与战乱流离后,转变为本分农民,在接连的命运重创中始终以隐忍的姿态面对苦难,最终在孤独中接纳生命本身。似乎很多苦难都集中在他的人生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人,但余华让这样的人物形象活在了作品中,让他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也被时代精神洗礼,当然造成了命运的悲剧。

小说可以写悲惨的人,写他经历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人的影响,产生不同的悲惨结果。有时候这种悲惨是命运造成的,有时候是时代造成的,有时候是人性造成的。西方有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一说,有的人物本身要经历一定的悲惨命运,也就是命运已经给他规范了人生,并不可能让他逃脱悲剧的人生,那么无论他怎样反抗,最终都会经历重重苦难,酿成人生的悲剧。就像《俄狄浦斯王》一样,弑父娶母的悲剧,已经注定了无论他怎样反抗,最终都是这样的结局,无奈之下,只能自杀,自己主宰死亡,起码可以逃脱命运的支配。如果说命运也支配了他的死亡,那么他的一生就是被命运操控的,想起来都后怕。如果每个人都被命运操控,那么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自由的,都无法自己选择,哪怕自杀,也是被命运操控的,那么人还有什么自由?作家要探讨人的自由,起码要让人在文本中实现一定的自由。当然有的作家要写人的悲惨命运,认为这样的命运支配了主人公的一生。还有个主人公是性格悲剧,本身性格有问题,就注定他要走向悲剧的结局。就像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写的鹿子霖一样,本身性格有一定的问题,兼具精明算计与贪婪虚伪,担任保障所乡约期间,借职务之便克扣赋税,中饱私囊,最终因牵连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精神失常,冻死于自家柴房。当然他对于族长的反抗是值得歌颂的,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反抗似乎是飞蛾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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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写变动着的人,一旦写成,这样的人物形象就具有一定的丰富特征,会吸引很多读者,当然并不能太变动,如果变动太快,就会脱离生活真实,让读者觉得虚假。换句话说,作家塑造变动的人物形象,其实是变相折磨读者,让读者跟随人物形象“经历”很多事情,似乎读者可以增长很多经验,实际上人物性格变动太多,情节太曲折,就会对读者形成一种折磨,甚至让读者失去了生活的希望。作家写变动的人物的时候,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应该在变动的笔触下发现不变的东西,同时不能过分折磨读者,以免读者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