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至正年间,濠州一带兵火不断,城池易手,百姓流离。那时的汤和还不是后来位列公侯的开国将领,只是郭子兴麾下的一名军人。他向朱元璋递去一封信,邀这位同乡前来从军。朱元璋由此进入起义军的核心,也让汤和的人生与明朝开国的战事紧紧连在了一起。
这段经历后来常被概括成“老乡带老乡”。可放回当时看,远没有这么轻松。元朝统治日渐失序,各地起兵者各有地盘和军队,今天的盟友,明天也可能成为对手。汤和能在这场长期竞争中站稳脚跟,靠的不是一封信,而是多年行军、守城和领兵的经验。
一、战场上的老资格
汤和早年随郭子兴起兵,朱元璋进入濠州后,两人逐渐成为同一支队伍里的旧部与主将。朱元璋后来所倚重的将领中,徐达、汤和等人都经历过从小规模军队起步、不断扩充力量的阶段。元末战争最缺的,并非口号,而是能把兵带出去、再带回来的将领。
朱元璋势力壮大后,争夺重点落在长江流域。陈友谅控制上游,张士诚据有江浙富庶地区,方国珍则在浙东沿海拥有相当力量。这些对手不是一支队伍,更不是一战便能解决。朱元璋需要分兵作战,也要让各路将领承担不同任务,汤和就在这样的军事体系里多次出征。
平定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是明军取得江南优势的重要环节。汤和还参与了对方国珍势力的征讨。具体到每一场战役,他的作用并非总在史书中被写得十分详尽,但从长期受命出征、镇守和调兵来看,他并不是只凭早年情分留在军中的人物。
这一点颇值得留意。开国战争中,主将既要有战功,也得能服从整体部署。单有勇名,不足以支撑一支不断扩大的军队;只会听命,也难以在复杂战局中独当一面。汤和长期处于重要军事岗位,说明他是朱元璋军事骨干队伍中的可靠一员。
二、从江南转向北方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战事立即结束。元朝势力退往北方,后来以北元延续,明廷面对的已不仅是统一战争的收尾,更是长期边防问题。江南战场上的将领,有些随即承担起新的任务:守卫要地,防止北方局势南下。
汤和的军事活动也由南方转向北方。他曾奉命镇守北平等地,并参与北方防务。北平是明初北方的重要军事据点,城防、粮运和军队驻扎彼此牵连。守一座城,不只是把兵放在那里,还要处理周边道路、军屯和警戒范围。将领的职责由临阵作战扩展到维持一套可以持续运转的防御安排。
明初修筑和整修北方边墙,是长期防务的一部分。后世所说的“修长城”,容易让人想到一条边界清晰、一次建成的城墙;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各地城墙、关隘和卫所的修筑,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增补。汤和参与北方防务建设,体现的正是明廷把军事力量布置到边地的需要,而非单凭一位将领完成了整条边防线。
明朝初年的封爵,也与军功和统治秩序相连。汤和先封中山侯,后进封信国公,子孙承袭爵位。爵位既是对功劳的确认,也意味着家族被纳入新朝的等级体系。对朱元璋而言,旧部的功绩要兑现,军功集团也必须逐渐被安排进朝廷制度之中。
三、归乡不是离开政治
功臣年老后请求退居,是明初政治中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国将领手握声望和旧部,长期留在军政要地会带来权力上的顾虑;让他们离开核心岗位,则要妥善安置其身份与待遇。汤和晚年请求回乡养老,放在这一背景下,既有身体衰老的因素,也符合明初功臣逐步退出军务的政治安排。
汤和并未因离开前线就失去公侯身份。他后来因病再到京师,朱元璋召见并予以礼遇。史料所能确认的,是召见和恩礼这些具体事实;至于两人见面时说了什么,若无可靠记载,便不宜添出一段动人的对白。君臣之间有旧日情分,也有皇权与功臣关系的现实边界,两者并不矛盾。
朱元璋与汤和相识于起兵之初,彼此熟悉对方从何处起步。这样的关系确实比一般君臣多一层旧谊。但明初政治从来不只是私人情感。功臣受封、告老、赐葬,都有礼制和权力秩序的意味。所谓厚待,既是对个人功绩的认可,也是在向功臣家族说明其地位如何被朝廷确认。
汤和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即1395年,享年约七十岁。其后追封东瓯王,谥襄武。墓葬设在安徽蚌埠曹山南麓。一个由濠州军中起步的将领,最终以王爵受祭,墓葬的等级也因此成为观察明初功臣制度的一处实物材料。
四、墓中留下的破坏痕迹
汤和墓的故事,并未停在明初。20世纪70年代,当地公路建设涉及墓址,考古人员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墓室中发现了不止一处盗洞,盗掘发生过两次。盗洞的方向和破坏痕迹说明,墓葬早在考古人员到来前就已遭人侵入;具体是哪两个时期、盗掘者是谁,现有信息不足以作出确定判断。
墓内有棺木被破坏的痕迹,也留有铁斧一类工具造成的损伤。考古发掘的价值,正在于把这些残缺证据记录下来。盗墓者拿走的东西往往难以追回,破碎的器物也很难复原;但墓室结构、遗物位置和工具痕迹,仍能帮助研究者判断墓葬曾遭遇什么。
发掘中出土了金、银、铜、瓷、玉等多类文物,数量和种类显示出墓主的身份等级。可是,陪葬品多不等于完整保存。盗掘造成的损失很难精确计算,墓内器物一旦被移动或拆散,原本的组合关系便会受到影响。对考古研究来说,器物本身重要,器物原来放在哪里,同样重要。
五、一只未被带走的青花大罐
墓中最受关注的遗物之一,是一件元代青花双兽耳大罐。它在盗掘后仍留在墓内,保存较为完整。标题里“不识货”说的是一种结果:盗墓者没有把这件器物带走。至于他们是否真正看不出价值,无法从现有遗迹中直接得知,较稳妥的说法,是这件珍贵器物在两次盗掘后幸存下来。
元青花的制作需要多道工序。胎体成形后施以青料绘饰,再罩透明釉,经高温烧成。青料在釉下呈色,烧成时的窑温和气氛都会影响成品。元代景德镇窑业发展成熟,青花瓷器既有本土工艺积累,也体现了当时物料与贸易交流带来的影响。器物上的纹样,不只是装饰,也记录了当时工匠对材料和烧造技术的掌握。
这件大罐的双兽耳和青花纹饰,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价值并非只由市场价格决定。对研究者来说,器形、胎釉、青料和纹样都能提供信息;对明初墓葬研究而言,它还说明元代精品瓷器在明初贵族生活和陪葬中仍有位置。墓葬年代与器物年代并不相同,也正因此,不能把出土器物简单当作墓主生前某一年购置的物品。
盗洞改变了墓葬,却没有带走这只大罐。考古发掘将它从墓室中取出,记录并保存下来。如今能够讨论的,不只是汤和的战功与封爵,也包括一处墓葬经历两次破坏后,仍留下来的器物、痕迹和无法复原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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