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招抚的失败说成杨鹤一个人的失败,这样最省事,也最无用。
崇祯四年,明廷接连做了两件看上去很果断的事:先把主张招抚的三边总督杨鹤下狱问罪,十一月又起用此前剿杀农民军表现出色的洪承畴接任,从此以剿为主。此后两年,洪承畴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基本被他打垮。只看陕西,这像一次干净利落的人事调整——换掉一个不谙军政的总督,换来一串货真价实的战果。
可就在明军打胜仗的同一时间,被打散的农民军正一路往邻省转移。到崇祯六年,河南、湖广、四川都有了他们的踪迹。
我的判断是:朝廷把杨鹤关进监狱,却没能让归顺的人安稳活下去。真正没解决的是那件被绕开的事:放下兵器的人,始终没有一条稳定活下去的路。路不通,他们就重新拿起兵器,抢的还是别人的收成,再把乱子带出陕西。
这不是替杨鹤喊冤。他该挨的批评很明确:只要口头表示归顺,他就赦免,约束松到近乎没有;降众安置在延绥等地,吃饭的问题并没有跟着解决。但我反对的是问罪的方式。崇祯二年,朝中诸臣视西北为畏途,无人敢接这个总揽西北军务的位子,是杨鹤主动请行。他到任后也不是一味心软,曾让洪承畴等人率兵击杀农民军,只是把重心放在抚上:发免死文书,安置降众,为了示诚,甚至请起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女婿与自己同住。以抚为主,事先得到过皇帝的许可。一项皇帝点过头的政策,办砸了却让执行者一个人顶罪,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平。
那么,归顺的人靠什么活?陕西巡按记下过一个转机:雨水来了,黍苗长起来了。可就在恢复刚要起步的地方,抢掠先到了。这道难题,并没有随着杨鹤下狱而消失。
对这道难题,写得最准的是一份奏疏。崇祯五年,陕西巡按——朝廷派驻地方的监察官——上书回述几年变乱。他一年前刚奉命携银十万两到延绥赈济边军,见过这笔钱在多大的缺口面前不过杯水车薪。
他写下的因果,前后是两个方向。前一半:崇祯元年大旱,赤地千里,军缺粮而哗变,民缺食而逃亡,有人一呼,饥军饥民群起附和,盗由此起。农民军每掠一村,一村的强壮者就被裹挟:眼见妻子被掳、财畜被劫、房窑被毁,求生无术,欲逃无归,不得不为贼。荒养出了盗。
后一半才是要紧处。崇祯四年仲夏,雨水充足,他发赈之后,近城已有居民扶犁下地;七月他从榆林出发,沿途黍苗茂盛,他几乎要信天心厌乱。然后,秋收之日,尽为所掠。粮道被截,樵采被断,入冬大雪,孤城白天紧闭。他在奏疏里反问:若无盗贼之扰,秋获可望,粮路可通,何至于饥疲至此?
图|荒与盗:因果调了个头
崇祯四年以前,是荒造成了盗; 此后,是盗造成了荒。
这句诊断才是病根:天灾逼人造反,人人看得见;抢掠反过来制造饥荒,才是招抚的死穴。归顺的人要活,靠的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下种、生长、收割、粮路畅通,一环不能断。
赦免是当天就能宣布的命令, 收成却要等一整季; 抢掠挑的正是等待的终点。
天帮忙的那一年,人把机会抢走了。
图|一个生产周期,断在哪一环
他自己的救济也卡在同一条链上。那一年延安南北饥荒至极,斗米五六钱,榆林一个月死了六千多人。他想拿捐输的钱买籽粒、招流亡、劝耕种。可是甘泉、宜君一告变,道路就塞住了。先拨的一万两,听说还压在延安府库;后拨的,押运官迟迟不前。他算的账是:银子不知哪天到穷人手里;就算到了,也不知哪天等得到收获。金钱有限,饥民无穷。
图|银子到不了地里
杨鹤的失败,不是“心慈手软”四个字能盖住的:他不是没有方案。崇祯二年他临危受命;更早一年,他已对皇帝讲过“图治之要,在培元气”,君臣都认休养生息这条路。他的办法两条:免赋加赈济;移民就粮。
两条路各有死结。免赋只是朝廷少收,不等于地里多长出粮食;赈济杯水车薪:崇祯元年十月,皇帝从自己的内库发银十万,此后朝廷也没有再加码的意愿。移民就粮更难,河南、山西同样灾情遍地,四川道路艰难,贵州的乱子还等着物资接济,各地也不愿接纳成群的饥兵饥民。新招降的人很快发现,归顺之后照旧吃了上顿没下顿,回原籍又无地可种。
降而复叛,从这里来。
这里必须分清两笔账:同情饥军饥民,不等于替抢掠开脱。奏疏里那些被裹挟的人是真惨;可入了伙,干的就是抢别人秋收的营生,被抢的村庄转眼再出一批求生无术的人。这个循环里,一批接一批的收成被毁掉。为活命而反,有它的正当性;以抢劫为生、把别人的活路抢断,这笔账照样要算。
杨鹤自己的责任,也不因朝廷刻薄而勾销。他把归顺的门槛低到口头表态,把降众安置在延绥,恰恰是饥荒最烈的地带;他讲得出培元气的道理,却拿不出支撑道理的钱粮和行政。巡按点得很准:不预给籽粒、招抚流亡、劝课耕农,则资生无望。真正的招抚是这些笨功夫;杨鹤的招抚,没能把赦免接上安稳的生活。
于是政策失败,账怎么算成了比救灾容易回答的问题:杨鹤下狱。他后来在狱中辩解,说自己体察的正是皇帝以和平手段解决之意,皇帝自己说过,流寇亦是子民。这话有开脱的成分,但事实链清楚:以抚为主,得到过许可;招抚要成,得有钱粮,国库却已入不敷出;短期平不下来,皇帝迁怒问罪。户部尚书毕自严、蓟辽督师袁崇焕走的是同一条路:当初多受赏识,一旦达不到预期,下狱问罪。对崇祯,我的判词只有两条:急于求成,不肯担责。
这种问责,遮住了问题。错既然在执行者,那就换人、加钱、改剿。至于归顺的人靠什么活,不必再问。
改剿之后,朝廷像换了个人。崇祯四年十一月,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基本被他打垮;后勤也相对充足:当年命兵部、户部筹银二十五万供给洪承畴,次年又拨二十万两,以当时的财政殊为不易。战果是真的,我不抹杀。
有人要问:剿就有几十万,抚怎么只有杯水车薪?我看到的一条差别是:钱跟着见效快的去处走。剿,能拿战果交差;抚,要等收成,而等待中随时可能再遭抢掠。急于求成的朝廷,认得捷报,却等不起秋收。
农民军也不站着挨打。树挪死,人挪活,明军在陕西合围,他们就往邻省转移;到崇祯六年,河南、湖广、四川都有了起义军的踪迹。围剿不是无用,陕西境内的溃败是真的溃败;可它回答的是“这支队伍能不能打垮”,不是“这些人往后靠什么活”。队伍散了,人还在,生计的缺口跟着人走,抢掠造荒的机制也跟着走。朝廷赢下一省,问题换了一省接着长。
图|问题出了省 图|问题出了省
回到开头那两件果断的事。一件处理了人,一件处理了局面,都办成了;始终没办成的,是被奏疏反复写明的那件事:让人下种,守住秋收,等粮路重新开通。巡按那句“金钱有限,饥民无穷”,是算术;朝廷的回答是一个总督的下狱和一省的捷报。
问罪与战果,都不能代替生计; 而答非所问的代价, 是题目自己走出了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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