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能源化利用率从9.8%提升至84.6%、填埋处置占比从85%降至5%——2026年11月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前夕,墨西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阿莉西亚·巴尔塞纳·伊巴拉在实地考察深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于个人社交账号公开引用了这两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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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帖文中写道:“中国的实践成果十分突出",并说明自己是受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指派前来考察,“学习相关经验并在墨西哥落地应用”。

这位生物学家出身的墨西哥环境部长,对深圳最感兴趣的不是别的,正是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她此行的节奏比总统还快:提前两天抵达深圳,第二天一早八点半就出现在大沙河畔,随后直奔垃圾发电企业,实地参观了日处理规模2300到3000吨的焚烧设施。

对于常年被垃圾围城、资源回收低效问题困扰的墨西哥而言,这两组数据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数字背后的二十年

巴尔塞纳引用的两组数据,指向的是中国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结构性逆转,其统计口径出自住建部发布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这个口径覆盖的是全国城市层面进入官方无害化收运体系的生活垃圾清运量,2024年为2.59亿吨,其中焚烧占84.6%、填埋占5.0%,其他生化处理等方式占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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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年份的数值同样有明确出处。住建部早期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共有651座城市无害化垃圾处理厂,其中528座为垃圾填埋场、占比超八成,垃圾焚烧厂只有45座。

这正是2005年前后填埋处置占比约85%、焚烧占比约9.8%的历史起点——二十年前,中国城市垃圾处理几乎是填埋的天下。

转折发生在2019年。当年焚烧处理量占比首次达到50.70%,反超卫生填埋的45.59%,成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方式。到2024年末,焚烧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比重已升至84.63%,卫生填埋则锐减至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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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垃圾填埋场陆续关闭停用,许多地方已经实现“零填埋”。

这个数字之所以能成立,前提是垃圾分类和前端回收体系在持续分流。住建部门统计的“清运量”指已经过废品回收分流、进入正规清运体系的剩余垃圾,商务部门单独统计的再生资源回收量并不包含在内。

换句话说,这组数据衡量的是“进入官方处理渠道的垃圾”,而非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烧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量城市被周边填埋场包围,甚至出现新建填埋场库容几年就用完的现象。焚烧处理将垃圾体积减少约80%,显著缓解了填埋场选址的压力,同时大量焚烧设施配置了发电机组,1吨垃圾可发电280至500千瓦时。

焚烧取代填埋的过程,伴随着处理设施数量的快速扩张。从2002年的45座焚烧厂,到2024年全国739座焚烧厂、占无害化处理厂总数的49.9%,中国用二十年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处理体系。

按住建部颁发的焚烧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垃圾焚烧炉理想年运行小时数为8000小时,截至2024年底国内焚烧设计能力已达3.88亿吨一年,超过城区生活垃圾清运量。

这带来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果:垃圾不够烧了。在巴尔塞纳帖文的评论区,有中国网民提到,因为焚烧技术进步,中国已经从过去的垃圾围城变成“垃圾不够烧了”。这个说法背后有现实支撑——焚烧设计产能已高于清运量,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抢垃圾”的局面。

对墨西哥而言,这套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其完整链条。有墨西哥网民在巴尔塞纳帖文下留言,说需要学习的不仅是垃圾焚烧发电厂,还有中国一整套垃圾回收产业链。巴尔塞纳本人也表态,希望与中国合作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更多投资、创新和就业。

数字的分量

巴尔塞纳没有选那些光鲜亮丽的高科技项目,而是把垃圾焚烧发电当成重点考察对象,这个选择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墨西哥长期依赖填埋处理城市垃圾,垃圾围城、资源回收效率低是老问题。

她在深圳看到的,是一套经过二十年验证、从填埋主导切换到焚烧主导的完整方案——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据。

这两个数字的分量在于,它们不是某个试点项目的局部成果,而是全国城市层面、持续二十年的结构性转变。从9.8%到84.6%,不只是百分比的变化,背后是处理设施的重建、技术路线的切换和产业体系的成型。

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墨西哥环境部长选择用数据来交代此行目的——在她看来,引用这组数据,比任何介绍都更能说明中国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