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日,山西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护理院骗保案作出一审判决:实际控制人李某霆被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管理者李某芳、院长安某平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最高三十万元。

三人骗的是同一笔钱——2016年至2021年3月,这家医保定点护理院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出院返现”为诱饵,诱导参保人员住院,通过挂床、伪造病历、虚开药品等方式累计骗取医保基金129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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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诈骗罪,相近的涉案数额,刑罚却从无期到十年,横跨了“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法定刑档的上下两端。拉开差距的不是骗了多少钱,而是三人在骗保链条里站的位置,以及案发后对钱的态度。

“免费住院”背后的五年造假流水线

从2016年起,这家护理院派人到周边县区宣传“出院返现”,下手的目标是周边村镇对医保政策了解不足的老年人。很多老人把医保卡交给护理院、领了点好处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住院”,医保系统里却凭空多出几千元报销记录,对应的是并不存在的病床、理疗和药品。

链条的分工很清晰:专人赴周边县区宣传、非法收集医保凭证,医务人员挂床住院、伪造病历、虚开药品,再把虚假医疗数据上传至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站在链条顶端的三人各有位置——李某霆是实际投资人、骗保组织者,李某芳负责日常管理,安某平以院长身份主持院务。

全案涉案人员16人。

办案机关对这16人的处置方式,提前预告了主犯之间的刑罚差:对组织者、首要分子和骨干人员依法从严惩治,对参与度较低、认罪认罚且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的普通从业人员,依法作不起诉处理。层级不同,梯度从根源上就划开了。

同一刑档,凭什么有人判无期

先看法律给出的刻度。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把诈骗罪分成三档,按2011年施行的两高司法解释,诈骗公私财物50万元以上即属“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1296万元远超门槛,所以三名主犯的起刑点都是十年——法律条文从十年到无期的弹性,正是差距所在的空间。

档内怎么裁量,靠的是地位作用、获利情况、退赃退赔、认罪悔罪这些情节。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专门印发医保骗保案件指导意见,把挂床住院、伪造病历、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行为明确为诈骗罪情形,两档之外再给这类案件定了性。

回到本案。李某霆作为骗保行为的组织者、首要分子,案发后刻意转移、隐匿财产,办案机关顺着资金流向查封其名下价值1000余万元的自建楼房,以及登记在亲属名下的涉案车辆。组织者身份配上对抗姿态,把他推到“从严”一端,顶格无期、没收全部财产。

另两名主犯则落在这一档的下沿——办案机关明确按“地位作用、获利情况”划分层级、分类处置,法院据此作出区分。刑罚上的错位还体现在罚金上:一边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边是最高三十万元罚金。

“全部”和“三十万”之间的悬殊,是对实际控制人和执行管理者的又一次区别对待。

千万级骗保,不只这一起

金额相似但结果不同的案例,能帮我们校准理解。2026年9月最高检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天津柴某竹等人职业骗保案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余万元,主犯柴某竹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同样是千万级,刑期低于无期,足见影响结果的变量不在金额本身,而在什么身份、以什么方式作案、事后如何应对。

大同案的示范意义恰恰在此。定点医疗机构的管理决策者利用机构身份,组织医务人员虚构医疗事实,五年间把医保基金当成提款机,被司法机关列为“依法惩治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的正面典型,组织者正是从严打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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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以来,山西省检察机关对欺诈骗保案件批准逮捕130余件310余人,提起公诉150余件59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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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期到十年再到不起诉,这条刑罚梯度回答的不只是“怎么判”,更是“谁该重判”——组织骗保的人、拒不退钱的人,永远站在最高刑那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