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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春、李万春、梁慧超、高盛麟

一

“四大武生” 这四个字,来得并不庄严;顺理成章,名正言顺。

听老人说,是五十年代后期梁慧超定居江南、在南北各码头挑梁唱戏的时候,上海的戏迷把他与李少春、李万春、高盛麟并称起来的。这说法既没有官府评定,也没有科班文凭,不过是茶园里、票房中、散戏回家路上,几个懂行的老头争出来的。这类说法都有个共同点:听上去斩钉截铁,追究起来却无凭无据。可它偏偏传了六十多年,比许多正式文件活得都长。

我起初也是顺着这个说法去想:“四大武生”,孰高孰下?后来戏听得多了,才觉得这问题一开始就问错了 —— 四个人根本不在同一杆秤上。

李少春是 “才”,李万春是 “博”,高盛麟是 “法”,梁慧超是 “技”。这是四样不同的东西,不是四个高低不同的数字。硬要排名,好比问一把刀、一杆枪、一副盾、一身甲哪个更厉害,得看你在什么地方、跟谁打。

二 来路

四个人走进武生行的路,几乎没有一条重样。

李少春的底子是海派。父亲李桂春,艺名小达子,上海滩的老牌人物。少春自幼在上海练功,旋子一走六十几个,后来又北上,文宗余叔岩,武学杨小楼,还偷着学周信芳的做派、马连良的潇洒。他十四岁便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梅先生颇为赞许。这样的出身,注定他不会死守一门一户 —— 他压根没有 “门户” 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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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春演黄天霸

李万春的底子也是海派,但更野。父亲李永利是武净,能扎硬靠、穿厚底从四张桌上翻下,当年在上海与刘春利等并称 “四大利”。万春五岁踢腿喊嗓,六岁上台,向杨瑞亭学《战马超》,向何月山学《长坂坡》《金钱豹》,向张德俊学《四杰村》《快活林》,一身本事是从上海滩的台上 “捋” 下来的。一九二三年北上,搭斌庆社,与蓝月春一曲《战马超》唱成 “童伶奇才”,这出戏后来索性改名《两将军》。以后拜俞振庭、余叔岩、杨小楼为义父,又向内廷供奉一脉的载涛贝勒学了三年《安天会》。他的路,是边走边学、边学边演的江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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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春演《恶虎村》

高盛麟的路最 “正”。父亲是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他九岁入富连成,“盛” 字科,与杨盛春、李盛斌并称 “武生三杰”。出科后拜丁永利,三年专门磨杨派戏;后来成了杨小楼的外孙婿,得杨亲授《连环套》《安天会》。他是杨派武生的嫡传,这四个字,别人是 “私淑”,他是 “亲炙”。

梁慧超的路最 “窄”,也最苦。父亲梁瑞亭是武生,他九岁被姐姐带到天津,拜李兰亭。那时李兰亭的得意弟子小兰亭十六岁刚死,师父心灰,不肯再收徒,姐弟俩天天到戏院央求,才求得一纸八年的字据。李兰亭与盖叫天并称 “南盖北李”,教戏是往死里教的:上午撕腿、耗顶、耍刀枪、打靶子、跑圆场,下午上身段,晚上没戏就说文戏 —— 师父在炕上坐着,徒弟在地上一边搬着 “朝天镫”,一边学唱念。

四条路,四个方向:一个往 “通” 里走,一个往 “广” 里走,一个往 “深” 里走,一个往 “硬” 里走。以后他们在台上显出四种面貌,根子其实早就埋在这一层。

三 才

说李少春,绕不过张云溪给他的十八个字:基础厚、路子宽、经验多、钻研透、造诣高、意境深。这话说得客气,其实是说他不像个 “武生”,倒像个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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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春演《战太平》

他的武生不是一行当,是他整个创造系统里的一个部件。长靠、短打、出手、大跟头、小跟头、绞柱、旋子,他样样拿得起;《野猪林》里林冲舞剑,化的是太极剑;山神庙前一人力敌八人,手里一件衣服当兵器,取的是外国电影里蒙面大侠的打法;发配途中那段〔高拨子〕,北派京戏里少有人这么用,他偏偏用了,还唱得人心里发凉。《满江红》有人问他是哪一派,他答得干脆:“什么派都有,核心是‘岳派’。”

这句话可以当他的墓志铭。李少春一生不立派,李万春劝过他 “二弟,你应该成‘少派’了”,他也没真去立。他关心的不是 “我这一派怎么传下去”,而是 “这个人物怎么立起来”。所以他演戏有个古怪的地方:技巧到他手里就不见了。马长礼回忆向他学《打渔杀家》,他四天不开口,只让耗着两个式子,临了才说:我跟余先生学这出戏,两个式子耗了一个月,因为《打渔杀家》里没有平步。这是把功夫化进规矩里去的人。

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若单论《挑滑车》的工架、单论长靠的分量,李少春不及高盛麟。这不是贬他,是 “才” 的代价。才大的人不肯在一技上求 “绝对”,他要的是 “合用”。所以内行看少春,看的是 “技不离戏”;看盛麟,看的是 “戏不离技”—— 一个把技巧藏起来,一个把技巧亮到极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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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春演《八大锤》

李少春死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只活了五十六岁。《红灯记》的唱腔有他的心血,“临行喝妈一碗酒” 那一句是他设计的;“赴宴斗鸠山” 受刑之后再推上场,也是他的主意。这些话,后来很少有人提。一个把技巧化掉了的人,最容易被后来的人当作 “没有技巧”。这是他的命。

四 博

李万春是另一种命。

他会多少戏?说法不一,有说四百八十多出,有说能演六百多出。这个数字听着玄,可看他那份履历,也未必是吹。他二十几岁就自己写剧本、设计唱腔、设计服装;盔头上的点翠改绸子,是他兴起来的,一半为了好看,一半为了省钱。二十八岁上与父亲办鸣春社,“鸣”“春” 两科出来近三百人。一个人能演、能编、能导、能办学、能当老板,京剧史上找不出几个。

他的猴戏是北派的一座山头。载涛教他 “人学猴、猴学人”,他后来自己讲:舞台上第一层是把自己变成猴,第二层是让这个猴去学人。这话听着像绕口令,其实是猴戏的分水岭 —— 学猴只学到毛,学人才学到心。他勾 “倒栽桃” 的脸,红白分明,少画黑线,耳侧加棕色,鬓角塞毛球;《安天会》偷桃一场,他在台上啃真桃,转着圈啃,皮不断,最后手一抻,提起长长一条果皮,满堂彩。这不是技巧,这是把生活里的一个动作,练成了台上的一个 “绝”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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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春演《大闹天宫》

他的武松、他的黄天霸、他的关公,各有各的念法:武松是憨音,林冲要念出身份,孙悟空要带尖音,黄天霸在《恶虎村》里要狠,在《连环套》里要顾身份。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戏里念法不同,这是极细致的心思。如今有些演员,一个人物从早念到晚一个调门,还自以为是 “风格统一”。

李万春最被人挑毛病的地方,也在这儿。他太 “好看” 了。连台本戏、彩火、机关布景、能长能短的弹性金箍棒,他都用。讲究 “法度” 的北京老戏迷看不上这个,觉得是 “海派习气”、“生意经”。可武戏本来就是在市井里长出来的东西,热闹不是罪,冷清才是。京剧进了殿堂以后,把 “热闹” 当成低级,把 “沉闷” 当成高级,这毛病到今天也没改干净。

他后半生有些悲凉。多年不能演戏,晚年超负荷排戏,录像留得少,一九八五年去世。出殡那天,许多素不相识的工人、农民去八宝山送他。李洪春说了一句:万春是红着来,红着走,红了整整一个甲子。这话里有感慨,也有点说不出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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