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北平城里风声紧,梅兰芳、程砚秋这些名角,却在各自的院落里做着同一件事:远离戏台。对梨园人而言,舞台是饭碗,也是性命所在。可在山河破碎的年月,登台与不登台,都可能成为一场选择。
《鬓边不是海棠红》让许多人重新注意到京剧,也让“男旦”这个称呼被更多人听见。不过,男旦并不是简单的“男人演女人”,更不能一概称作反串。
“反串”反的是行当,不是性别。
旧时戏班讲究基本功,生、旦、净、末、丑都要接触,演员成年后才逐渐确定专攻方向。年底封箱时,名角偶尔换个行当登台,图的是热闹,也考验功夫。一个唱老生的去演花脸,一个唱青衣的去演小生,这才叫反串。
男旦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宋元时期,女性艺人并非完全不能登台,到了明清,社会观念和制度限制逐步加重,女性公开演出受到许多约束,旦角便更多由男性承担。
这一变化,后来反而催生了独特的表演体系。男演员用假声,声腔可以厚实绵长;身量和体力也便于驾驭大靠、翎子、刀枪等行头。武旦翻桌、走边、打出手,靠的不只是身段,更是多年苦练出来的腰腿功夫。
尚小云早年学过老生、武生,后来改唱旦角,因此尚派表演中带有鲜明的武行色彩。程砚秋也曾习武生,因嗓音和扮相条件突出,转入青衣。戏曲行当并非一出生就被钉死,许多名角都是在反复试错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民国梨园最热闹的地方,还在于流派竞争。1927年,《顺天时报》发起旦角评选,最初入选者并非四人,而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五位。后来徐碧云因个人处境和舆论风波逐渐淡出,梅、尚、程、荀最终成为后世熟知的“四大名旦”。
这个称呼并非一开始就牢不可破。名角之间既比唱腔,也比新戏,更比谁能把旧故事唱出新意思。那时的旦角若只做陪衬,很难真正撑起一台戏,因此改戏、编戏成了许多名家的必经之路。
梅兰芳演《霸王别姬》,并不是把旧戏原样搬上台。他调整唱词,重排身段,还加入虞姬舞剑,使人物的刚烈与悲剧性更加突出。《锁麟囊》《红娘》等剧,也是在传统基础上重新打磨出来的。戏还是那些戏,气口、节奏、人物重心一变,舞台就有了新的生命。
尚小云的《摩登伽女》甚至吸收了外国舞蹈元素。程砚秋远赴欧洲考察戏剧,目的不是猎奇,而是想看看西方舞台如何处理人物、灯光和调度,再思考京剧能否有所借鉴。梅兰芳出访日本、美国、苏联,也曾根据不同观众调整演出方式。
有意思的是,这些从旧科班走出来的艺人,眼界并不局限在一方戏台。他们守住京剧的筋骨,也愿意吸收外来经验。传统若只剩下模仿,便很容易失去活力;创新若脱离唱念做打,又会变成没有根的摆设。
真正考验梨园人的,是抗战时期。
1937年北平沦陷后,梅兰芳已经四十三岁,正处于艺术和收入的高峰,却蓄须停演。日伪方面多次要求他登台,他始终推拒。一次逼迫之下,他让医生注射伤寒预防针,故意使自己高烧卧床,以此躲过强邀。那不是姿态,而是要承担现实风险的决定。
程砚秋则离开舞台,到京郊青龙桥附近隐居务农。多年不演,加上生活习惯变化,身形明显发福。复出后,报纸曾讥讽他“好大一个旦”。这句刻薄话,倒从侧面说明他为避开沦陷区舞台,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也有人选择继续演出,却把锋芒藏进戏里。荀慧生演《丹青引》时,曾将原本的山水画面改作“孤城落日”。台下观众一看便明白,掌声和嘘声之外,更有一种不便明说的共同情绪。
名丑贯盛吉在《法门寺》中演贾桂,临时添了一句讥讽日伪强迫学习日语的台词。观众笑声未落,他便遭到特务拘押。周信芳在上海编演《徽钦二帝》等剧,借古事寄托亡国之痛,其中一出戏演了二十一天便被勒令停演。1941年,他拒绝为日伪特务机关演堂会,随后被强押到七十六号恐吓,仍没有屈服。
戏班里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段年月里,台上台下其实只有一层薄薄的幕布。有人用停演守住底线,有人借唱词和身段表达态度,也有人在威逼中保持沉默而不合作。梨园往事之所以沉重,正在于那些看似只会唱戏的人,曾在最难的关头,承担了一个艺人能够承担的全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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