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条船上,三个人

1938年7月31日,傍晚,西安。

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那年他39岁。后来大家才知道,他不是失踪,是被人从背后开了枪,尸首装进麻袋,扔进了城外的枯井。

他叫宣侠父。

宣侠父1899年生在浙江诸暨,原名尧火,号剑魂。他爹宣铁珊是当地的拨贡,正经读书人,所以他从小旧学底子打得扎实,六岁就能背不少古诗词,念书一直名列前茅。1920年,他从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捞到一个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在日本,他读到了讲马克思主义的书,又掺和进留学生的爱国运动,结果官费被停,1922年只能回国。

回国第二年,他在杭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3月,他在海门发展了五个党员,建起中共海门小组,这是台州第一个党组织。

同一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一期。

黄埔一期这四个字,今天听着都沉。左权、陈赓、胡宗南、徐向前、杜聿明、陈明仁,后来国共两边叫得出名号的人物,一大把都出自这一期。

而宣侠父和胡宗南、陈赓之间,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缘分:当年他们从上海坐船去广州,三个人坐的是同一条船。

一条船上三个年轻人,谁也不知道将来会站到什么位置上。更不会想到,其中一个人后来会摆一桌饭请另一个人,而他们的校长,会亲笔写下杀另一个人的手令。

二、黄埔只待了三个月

宣侠父进黄埔,前后只待了三个多月,就成了这所学校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

事情说大不大。1924年,黄埔成立特别党部,蒋介石是校长,也是特别党部的执行委员。按规矩,下面各区队的党小组长该由大家选,可蒋介石偏偏不按规矩来,直接点名指定,还加了一条:小组长每周得直接向校长书面汇报党内活动。

蒋介石把他叫去谈话。据说还是同乡情分,先给了台阶:报告收回去,好好上课,既往不咎。

宣侠父没接这个台阶。他说,报告是我执笔,但这是大家的想法;提不提意见,责任在我,接不接受,权在校长。

蒋介石火了,限他三天写悔过书。

三天后,回答是:我没有错,有什么好悔过的。

于是手令下来:目无师长,违抗命令,着即开除。

临走那天,没人组织,教官和学生自发从营房里走出来,在两边站成两排,一直排到校门。宣侠父背着行李,从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有人在宿舍墙上看见他用刺刀刻的七个字:精钢宁折不为钩。

三、一张嘴,顶二百门大炮

被开除,对很多人是断头路,对宣侠父反倒像是放开了手脚。

1925年春,经李大钊推荐,他到张家口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里做政治宣传。冯玉祥是旧式军人,但平民化,也欣赏俄国革命那一套,对宣侠父很是器重。这位西北王后来讲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宣侠父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还有一回为了救人,他直接拎着两百把驳壳枪去找孙殿英要人。

1926年前后,宣侠父跟着部队到了甘肃。他跑到甘南藏区,亲眼看见军阀马麒怎么收拾当地藏民,一咬牙,骑马穿过四百里草原,把两百三十多个部落头人聚到一块,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他在会上喊的是那句大白话:团结才能活命,十个马麒也不敢欺同心之众。

藏民首领黄正清给他起了个藏名叫"扎西才让",意思是吉祥长寿。

后面的事,节奏就快起来了:1927年回诸暨搞农民运动,跟金婉琳成了亲;1929年进梁冠英的部队,挂二十五路军总参议的名义;九一八之后,他在南京、晋城、张家口之间来回跑,联络抗日反蒋;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他是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军委常委,兼二路军政治部主任、第五师师长。有资料说,吉鸿昌入党,介绍人里就有他。1936年两广那边闹起来,他还挂着李宗仁、白崇禧参议的头衔。

一个人一辈子能干这么多事,靠的不是运气,是那种认准了就往前撞的性子。

四、西安:穿西装的八路

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一封"速来西安"的电报,把宣侠父叫到了西安。9月,他正式成了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宣侠父一到西安就成了办事处里的"怪人"。那会儿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常年一身灰布军装,他偏穿着一身体面讲究的西装进进出出——组织上特意给他做的,为的是方便跟国民党上层打交道。

五、胡宗南那顿饭

胡宗南是真心欣赏这个老同学。

他读过宣侠父写的《游击战争概述》,看完之后赞不绝口,专门摆了一桌饭,席上把话说开了:过来跟我干,帮我治军,高官厚禄随你挑。

按当时的条件,这不是小数目。胡宗南是蒋介石跟前的第一号红人,兵权、地盘、前途,都在那儿摆着。宣侠父却谢绝了,回了一句挺有分量的话:

当官就应像林则徐,领兵就应像关天培,为的是民族,对得起百姓。

1938年4月,蒋介石的手令下来了,八个字: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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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那顿没吃上的红烧肉

1938年7月31日傍晚,宣侠父去革命公园给一场篮球赛当裁判。球赛结束,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了。

那天他出门前特意交代家里,晚上做顿红烧肉。

车骑到半路,一辆小汽车横着拦在前头,几个黑影从暗处扑上来,连人带车架走。从此人间蒸发。

八路军办事处找疯了。我党的地下情报人员其实早有察觉,办事处原定让林伯渠和他一起撤回延安,行李都打包放到车上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应付西安这个局面。就差了这一天。

后来周恩来找蒋介石要人,找了三次。最后一次,蒋介石把话说明白了:

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十四年,黄埔校长的一张开除手令,西安城头的一纸制裁令。同一个学生,两条命令。

七、写在最后

宣侠父没有死在抗日前线,死在了自家人的枪口下。他这一辈子,从黄埔的宿舍墙,到甘南的草原,再到西安的街口,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把该做的事做下去。

诸暨店口有个村,现在叫"侠父村",就是为了纪念他。

回头看1924年那条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船。船上三个人:陈赓后来成了开国大将,胡宗南成了国民党在西北的一方诸侯,宣侠父成了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那个学生,也成了唯一一个被校长亲自下令杀掉的学生。

一个不肯写悔过书的人,最后连尸骨都没能找回来。

那顿红烧肉,终究没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