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台北士林官邸的楼上传来争吵声,声音越来越大,守在楼下的侍从人员不敢上去,也不知道该不该上去。争吵的两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陈诚。
陈诚的女婿余传韬后来向陈诚当面求证外界流传的“大闹天宫”一事,陈诚没有回避,笑着说确有此事,“总统要反攻大陆,我反对,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幸赖夫人从楼上赶下来居间调停,才未闹大”。
宋美龄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两个一起从大陆退到台湾、共事了几十年的人,为了“反攻”两个字,已经吵到了快要收不住的地步。那一夜没有吵出一个结果,但1963年围绕“反攻大陆”的裂痕,从这间屋子里裂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合上过。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溪口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保定军校,后赴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1926年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1928年北伐告成,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此后二十多年里,他经历了对日抗战、国共内战,1949年败退台湾,在台湾连任国民党总裁和“总统”。到1963年,他已经七十六岁。这个从北伐时期就习惯了自己拿主意、自己拍板的人,到了这个年纪,对“回去”这件事的执念,已经不只是战略判断,变成了一种压在每一天日程上的东西。
1963年的蒋介石日记里,“反攻大陆”的规划与行动仍然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美国迟迟不愿做出具体协助的承诺,并且坚决反对国军向大陆实施大规模空投,台方从1962年秋天起改以敌后渗透游击的方式,试图诱发大陆内部的变化,为反攻制造条件。他还在等一个时机,或者说,他在制造一个时机。
蒋介石对“反攻”的准备,不是1963年才开始的。1960年,国军在蒋介石亲自指挥下成立“国光作业室”,由朱元琮中将担任主任,正式拟定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
“国光作业室”下辖“陆光”“光明”“擎天”三个工作室,分别对应陆、海、空,共动员国军精英二百零七人,这些人大多在大陆与解放军交过手,逃台后担任中层军官。“国光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五类二十六项作战计划,所有计划都策划到了师的任务层级。
1963年5月2日,蒋介石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开战指导:先主动炮击大陆三到四天,诱发大陆进行炮战,然后以“大陆挑衅”作为开战借口,接着空军反制作战,数日之后展开登陆战。
这套方案的逻辑是,先把对方拖进一场可控的炮战,再把“挑衅”的帽子扣过去,然后在国际舆论上站住脚,最后才把登陆部队送上去。但国军参谋人员看完之后,把方案推翻了。
参谋人员的判断很直接:抢先对大陆实施炮战,可能招来解放军大规模的报复,建议改为由海路实施抢滩偷袭登陆,先在大陆沿海建立情报网络和支援体系,再实施大规模海空联合登陆。蒋介石采纳了参谋的意见,但方案改来改去,底下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陈诚反对的,不是“反攻”这两个字本身。他对蒋介石说的原话是,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这句话的分寸拿得很准:军人服从命令的本分他认,但作为一个在台湾主持行政事务多年的人,他手里有一本蒋介石未必愿意翻开的账。
陈诚在台湾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岛内的财政、经济、民生,每一笔开支都要从他手里过。
反攻大陆要动员多少兵力,要消耗多少燃油、弹药和船舶运力,国军的后勤补给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方的支援,尤其是两栖登陆所需的船舰载具,缺口有多大,这些账陈诚比谁都清楚。
前海军总司令叶昌桐年轻时参与研订“国光计划”,他后来的回忆把问题说得很直白:五十年代的国力不足以发动反攻大陆的战争,但没有人敢向蒋介石报告困难所在,一些人掩飾、附和他,一直表面作反攻计划,造成台湾经济发展延后十年。
陈诚是少数敢把“不能打”说出口的人之一,而他说出口的方式,是在官邸里跟蒋介石吵到宋美龄下楼调停。
反攻大陆在战术层面最硬的约束,不在计划室里,在海面上。国军要实施登陆作战,需要足够的登陆舰艇、足够的两栖输具、足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来掩护船团航渡。
1960年代初的国军,空军主力是F-86F等战机,海军拥有美制驱逐舰,在装备质量上对解放军有一定优势,但两栖登陆船舰的数量和运力,始终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
登陆小艇航程有限,耐波力不足,能够选择的登陆滩头数得出来,不可能在福建以外的地区实施登陆,这些不利因素直接限制了第一波投入兵力的规模。更要命的是保密。
参与“国光计划”的叶昌桐回忆,一位保防官告诉他,才开完简报的案子,第二天中共就用广播公开了,泄密到了这种程度,即使作战准备做好了也不能打,登陆军一上岸,就是甕中捉鳖。一个在出发之前就被对方广播出来的登陆计划,已经失去了两栖作战最依赖的东西:突然性。
蒋介石在1963年看到的“时机”,是大陆刚刚经历困难时期,他认为民心可用。但他面对的不是一座空岸。1962年,大陆方面已经判断国民党军队可能以十万人以上的规模实施窜犯,要求总参谋部做好准备,并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思路。
1960年代初,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保持着庞大的兵力部署,仅福州军区在1960年代末的兵力就在十五万以上,而这还只是常备驻军的一部分。更关键的是,登陆部队一旦上岸,面对的不是一条可以快速推进的走廊,而是一个纵深极大的大陆。
国军第一波能送上去的兵力,在国军总兵力五十余万人中能抽出的比例有限,即便按照最乐观的方案,上岸的部队在数量上也远远不足以在广阔的内陆站稳脚跟。反攻的逻辑是“登陆即引发响应”,但响应没有出现,登陆部队就会从“反攻的先锋”变成“孤悬敌后的轻兵”。
在所有约束里,最硬的一条不在台北,在华盛顿。1963年4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封信函中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
肯尼迪的判断,后来在1963年9月的记者招待会上被概括成一句话:国民党军如果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
肯尼迪不相信蒋介石能打赢,他更担心的是,一场台海战争会把美国拖进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打乱全球层面的战略平衡。1963年5月22日,肯尼迪在例行记者会中公开表示,蒋介石当局如果要“反攻大陆”,应先与美国协商。
这句话在外交语言里的意思是:没有华盛顿的许可,台北不能动。国军的后勤补给、装备维护、燃油弹药,在相当程度上系于美援,两栖登陆船舰的缺口更是明摆着的。蒋介石可以不理陈诚的账本,但他绕不开肯尼迪的否决。
1963年的争执没有拦住计划的继续推进。“国光计划”在1965年达到高潮,6月17日,蒋介石在台陆军官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但海水把结局提前写了出来。
1965年6月24日,左营桃子园外海实施模拟登陆演习,五辆LVT水陆装甲运输车被浪打翻,数十人死亡。同年8月6日,台海军“剑门”“章江”军舰在执行“海啸一号”任务时被解放军鱼雷艇击沉,死亡官兵近二百人。
11月14日,一艘“永字号”舰艇在乌坵被击沉。海战的惨败让蒋介石认识到,国军已经丧失制海优势,发动登陆作战至为困难,从此“国光计划”的规模逐年缩减,1972年“国光作业室”被裁撤并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