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由于早年的电视剧影响,很多人心里古代的草原人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硬汉。

大约十多年前,随着研究的进行,很多人明白这种豪奢的生活只属于顶级贵族阶层。一般牧民,乃至一些小贵族是没有资格这么奢靡的。

可另一方面,这种讨论也有矫枉过正的趋势,彷佛牧民都是面黄肌瘦的存在。本文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古代草原人生活。

真正的北亚人其实混搭着来

普通牧民自然不能顿顿大肉,却也不至于面黄肌瘦。毕竟蒙古高原就那么点人口,青壮年男子往往要服兵役,还要陪着各自首领去狩猎。骑不了马,拉不开弓的饥民同样不符合草原人的画像。

真正的北亚牧民,首先是一套围绕牲畜建立起来的家庭经济体系,而不是每天宰杀牲畜吃肉。

牛、羊、马、山羊和骆驼,对牧民而言都是生产资料。它们提供奶、毛、皮革、运输能力,甚至牲畜粪便都能晒干后充当燃料。杀掉一头牲畜,不仅意味着今天多了一顿肉,也意味着未来少了一头能够繁殖、产奶和提供其他产品的家畜。

因此,普通牧民的日常饮食,实际上更依赖奶制品。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牛奶、羊奶、马奶可以经过不同方式加工,制成酸奶、奶酪、奶油和奶渣。夏季牲畜产奶量增加,牧民会大量饮用新鲜奶制品,也会把部分乳制品加工保存,以便在冬季使用。马奶经过发酵制成马奶酒,也是草原生活中相当重要的饮品。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世纪欧洲旅行者来到蒙古高原后,经常对当地人的饮食留下深刻印象。约翰·德·普兰诺·卡尔平尼在13世纪访问蒙古时,就记录了蒙古人饮用马奶、牛奶、羊奶和山羊奶的习惯。对欧洲人而言,这种以肉和奶为核心的饮食结构相当特殊。

但这并不意味着牧民完全不吃粮食。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只靠肉和奶就能维持生活。现代考古研究已经提供了不同答案。2020年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137名古代蒙古人的骨骼和牙齿稳定同位素,发现从公元前800年左右开始,当地人对黍等C4植物的摄入明显增加。研究覆盖了从史前到公元1300年前后的多个时期,说明匈奴以及后来的蒙古帝国,并不是单纯依靠畜牧业维持人口,而是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经济体系。

粮食从哪里来?一部分来自贸易。

牧民可以拿牲畜、羊毛、皮革和乳制品,与南方农耕地区交换小米、谷物、布匹、铁器和茶叶。对于草原家庭来说,一袋能够长期储存的粮食非常重要。它不容易腐坏,可以在冬季或者远行时作为食物储备。尤其是在牲畜产奶减少、放牧条件恶化的季节,粮食能够弥补饮食结构的不足。

还有一部分来自当地生产。蒙古高原并非每个地方都不适合农业。河谷、湖泊周边和相对湿润的地区,可以进行有限的种植。一些家庭或者附属人口从事农业,牧民则继续放牧,两种生产方式互相补充。

除此之外,狩猎和捕鱼也是重要补充。森林草原交界处有野鹿、野猪和各种小型动物,河流湖泊中有鱼类。对于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北亚居民而言,食物来源并不完全相同。越靠近森林、河流和湖泊,狩猎捕鱼的作用就越明显。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蒙古小吃,这明显是面粉做的

所以,所谓草原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同一种帐篷里,吃同一种肉,过着完全相同的日子。

真正的普通牧民,既是牧人,也是贸易参与者、猎人,有些还是农民。他们拥有牲畜带来的稳定营养来源,却需要通过交换和其他生产活动补足粮食、工具与生活用品。

这才是古代草原社会的真实面貌。它既没有贵族宴席上那种无穷无尽的肉食,也绝不是一群面黄肌瘦、随时挨饿的穷人。

采摘的补充

单说饮食,还有一项就是副食品。北亚的普通人确实没有长城以南那般发达的农业体系可以依仗。但游牧的生活本身就会带去不同的食物,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是只有一种地貌。

从地理上看,欧亚草原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单一草地,而是一条横跨数千公里的生态带。不同地区的降水、河流、森林和土壤差异很大,能够提供的野生食物自然也不一样。

先看最西端的南俄草原,也就是黑海、亚速海以北,向顿河、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延伸的广大地区。这里有大片草原,但河流两岸并不是光秃秃的土地,而是分布着河谷森林、灌木和湿地。

河谷附近可以采集野果、坚果、嫩叶和各种植物根茎,还能采蘑菇、捕捞鱼类。远离河流的开阔草原,植物种类和水源条件则要差得多。因此,生活在河谷附近的牧民,往往比纯粹活动于干燥草原的人拥有更多副食品来源。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南俄罗斯草原的常见环境

继续向东,进入乌拉尔山以南和哈萨克草原,地貌开始发生变化。这里既有广阔草甸,也有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野果不再像森林边缘那么丰富,但野葱、野蒜、可食用根茎和各种耐旱植物仍然能够提供补充。尤其在春季,积雪融化后,草原上会出现大量鲜嫩的野生植物。它们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切碎加入肉食,改善口味。

再往东到阿尔泰山一带,情况就丰富得多了。这里是草原、森林和高山交错的地区,河谷有树林,山坡有草甸,地下还有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茎。考古学家对阿尔泰地区早期游牧人牙结石和石器上的植物残留进行研究,发现当地人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5世纪之间,除了食用黍、豌豆等栽培作物,也经常摄入野生植物,包括百合、猪牙花、芍药的地下部分,以及荨麻等嫩叶。

这说明采摘并不是偶尔发生的饥荒行为,而是当地牧业经济的一种常规补充。

进入蒙古高原,南北差异就更加明显了。北部森林草原地区有松林、河谷和山地,野果、浆果、蘑菇以及坚果都有机会采集。向南进入典型草原,森林减少,但野葱、野蒜、草本植物的根茎仍然是重要食物。再向戈壁和靠近长城的地区,降水进一步减少,植被变得稀疏,能够采集的东西自然也少了。不过,当地仍有耐旱植物的嫩叶、种子、根茎和果实,部分品种可以直接食用,部分能够晒干保存。

蒙古人对此并不陌生。《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及其家人曾经食用一种叫作Gogosum的野生植物。植物学研究者根据历史名称和实物调查,将其与蒙古草原常见的野韭菜联系起来。这种植物既可以作为蔬菜,也能够充当调味品。

因此,古代草原人的采摘活动,实际上与季节和迁徙路线紧密结合。春天寻找新鲜嫩叶和野葱,夏天采集浆果和其他果实,秋天则更重视能够储存的种子、根茎和干燥植物。部分食物可以晒干,留到冬季食用。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当然,这些东西不能替代牲畜提供的肉奶,更不可能让牧民过上南方农耕地区那种丰富的蔬菜生活。但它们能够提供不同的口味、植物营养和季节性补充。

所以,古代草原人的餐桌并不是只有肉和奶。真正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像农民那样依赖固定菜园,而是根据迁徙路线和自然环境,从广阔的土地上寻找可以食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