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贵州息烽集中营,5岁的孙达孟看见张露萍被特务押出牢房。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位认下自己的“妈妈”,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张露萍没有留下多少私人遗物,反倒是一个孩子的记忆,把她在狱中的模样保存了下来。多年以后,孙达孟仍记得,张露萍的脸比照片上瘦,身形也并不丰满,却总是显得利落、有精神。

她爱唱,也爱表演,性格直爽,遇事从不躲闪。这样的年轻女子,后来成了军统电台案中最受敌人忌惮的人物之一。

事情要从一场秘密行动说起。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虽然有合作关系,但军统对中共地下力量的搜捕从未停止。1940年,戴笠曾与胡宗南秘密联络,试图把特务人员送进陕甘宁边区。行动刚开始便遭到破坏,戴笠随即怀疑军统内部存在泄密。

偏偏此时,军统电台军官张蔚林因设备故障与监察科长肖茂如发生冲突。张蔚林被关押后仓促逃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后又返回军统求情。

问题就出在这次返回。

戴笠派人搜查张蔚林的住处,发现了涉及各地电台配置、密码以及人员关系的材料。顺着这些线索,军统迅速抓捕了杨洗、陈国柱、王锡珍、赵立耕、冯传庆等人。

张露萍当时恰好请假回家,照料中风瘫痪的母亲,因此暂时避开了搜捕。为了把她诱回重庆,特务冒用张蔚林的名义发电报,声称“兄病重,望妹速返”。

她没有想到,所谓的急电,已经成了引她入网的绳索。回到重庆后,张露萍立即被捕。至此,潜伏在军统内部的中共特别支部成员相继落网,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北斗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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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对张露萍格外重视。她年纪轻,却是这支秘密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掌握的情况自然不少。审讯中,敌人不断加重刑罚,企图从她口中撬出组织关系。

张露萍没有开口。

她不是没有恐惧。脚上的重镣、身上的伤口,以及漫长关押带来的折磨,任何一样都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可她始终没有交代党的秘密,也没有因为自身处境而牵连同伴。

息烽集中营的生活,比外界想象得更加艰苦。孙达孟的父母也被关押在那里,她出生时身体很弱,几乎无法正常存活。张露萍与她的母亲徐宝芝结为姐妹,便主动照料这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

每天喝稀饭时,张露萍会先把米粒嚼碎,再喂给孙达孟。她还托人买来一只鸡炖汤。难友后来也送她一只鸡补身子,她却舍不得吃,只说留着下蛋,给孩子和其他小难友补身体。

“这孩子要活下来。”

“她还小,不能饿着。”

这几句朴素的话,孙达孟一直记得。大人们商量后,便让张露萍认她作干女儿。于是,一个尚未成家的年轻革命者,在牢狱中多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夜里,特务经常殴打犯人。听到响动,张露萍就把孙达孟和其他孩子裹进被子里,故意讲些话,尽量遮住他们的视线。她自己遍体鳞伤,却还安慰别人。

有意思的是,张露萍并没有把牢房变成只剩悲痛的地方。她会给难友讲革命道理,也会谈起外面的生活。她知道自己或许走不出这里,于是把对未来的期待,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一次,她牵着孙达孟的手走到阳光下,望着外面说:“多好啊,多好啊。”孩子当时并不明白,这句话里既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一个年轻人对未完成事业的牵挂。

敌人审讯多年,始终没有得到关键情报。抗日战争接近结束时,张露萍仍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1945年7月,她与其他被捕人员被押往刑场。

临行前,她在徐宝芝的本子上留下诗句,表达了壮志未酬、痛恨黑暗的心情。那不是临时装出的镇定,而是她在长期折磨中始终坚持的选择。

刑场上,几名被押解的革命者高喊口号。执行者举枪时明显慌乱,连续两枪都没有击中。张露萍抬起头,反而骂了一句:“笨蛋!”

第二枪仍然落空后,她又骂了一声。直到第三枪响起,子弹才击中了她。

张露萍牺牲时24岁。孙达孟后来一直记得这位“妈妈”,她的父母还给孩子取了“纪萍”的小名,用来纪念那个在息烽集中营里,把最后一点食物和温暖留给孩子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