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北京,徐远举的女儿徐继红见到文强时,没有先谈生活,也没有询问父亲当年的罪行,而是直接问道:“我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句话,让文强沉默了片刻。徐远举已经去世18年,关于他的死亡,监狱方面早有档案记载,但对徐继红而言,那只是一纸结论。她想知道的,是父亲生命最后几天究竟经历了什么。

徐远举并不是普通的军政人员。他长期在军统系统任职,曾参与审讯、保密和反情报工作。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军统内部也出现了撤离与转移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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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控制住了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宪兵和特务头目,许多人因此没能乘飞机撤往台湾。徐远举、沈醉、周养浩等人,也由此成为被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

1956年,他们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的管理,并非简单关押,而是要求这些人在生活、学习和劳动中逐步承认罪责,接受长期改造。对徐远举来说,真正艰难的不是失去自由,而是被迫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

徐远举曾参与过多起严重案件。关于杨虎城遇害以及白公馆、渣滓洞囚禁人员遭杀害的经过,相关人员后来留下了供述和回忆。1968年,徐远举在审查中交代了部分情况,但具体责任和过程,仍须结合多份档案相互印证,不能只凭单一叙述下结论。

据当时材料,1949年,李宗仁曾要求释放杨虎城、张学良,但军统系统并未真正执行。杨虎城随后被转移,最终在重庆遇害。白公馆、渣滓洞的惨案,也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即将崩溃的阶段,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未能等到解放。

徐远举后来承认,自己在红岩地区犯下的罪行严重,不能以“奉命办事”推卸责任。他在悔过材料中写道,过去的行为给烈士及其家属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类表态并不能抹去罪责,却说明他的认识确实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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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功德林时,徐远举担心被处决,对管理人员处处提防。审查一开始,他常常回避问题,甚至把责任推给上级。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参加学习和劳动,也开始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在书页上留下不少批注。

沈醉回忆,徐远举曾认真阅读《资本论》,并不是买来摆样子的。可他的旧习惯改得很慢。过去做审讯工作时养成的强硬口气,常常被带到学习会上,动辄批评别人,脾气一上来便难以收住。

“你这是在学习,不是在审讯。”文强曾提醒他。

这句话说得直接。徐远举听进去后,言行确实收敛了一些。战犯管理所里,大家还要参加劳动,捡砖、垒猪圈、做缝纫等事情都干过。劳动看似琐碎,却让这些曾经发号施令的人,第一次长期处在普通集体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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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特赦制度。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徐远举没有获得特赦。此后几批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罪行严重、身体状况和改造表现,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因素,并不存在只要认错就必然获释的情况。

年龄增长后,徐远举患有高血压,情绪也较容易激动。1973年1月19日晚,他与缝纫组人员因工作问题发生争执,情绪长时间没有平复。当天北京天气寒冷,他随后又洗了冷水澡,身体状况迅速恶化。

管理人员发现异常后,将他送往医务所处理。由于当时担心途中颠簸加重病情,加之转院需要逐级报告,送往医院的时间出现延误。1月21日上午,徐远举被送到北京复兴医院,诊断为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59岁。

这份死亡报告送到周恩来那里后,引起了他的重视。周恩来追问,患者19日发病,为何直到21日才送医院。公安部随后展开调查,既查医疗处置,也查管理环节,确认延误确实存在,并要求相关方面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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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去世后,遗体被火化。多年以后,骨灰由家属安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对功德林而言,这位军统特务的档案至此封存;对徐继红而言,疑问却一直没有真正结束。

她此次来到大陆,主要是希望取得父亲在关押期间因病去世的证明,以便办理相关手续。姚伦曾负责战犯管理工作,熟悉徐远举晚年的情况。接到文强来信后,他调阅材料,向徐继红说明了发病、转院、抢救和调查经过。

“我只想知道,父亲是不是病死在这里。”

徐继红得到书面证明后,事情才算有了明确结果。那张证明没有改变徐远举的一生,也没有替他洗脱罪责,却把一个家庭多年追问的具体答案,留在了档案和当事人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