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反义寡核苷酸(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ASO)、小干扰RNA(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等治疗性寡核苷酸(oligonucleotide,ON)从罕见病扩展至心血管、代谢与神经系统疾病,nusinersen、eteplirsen、patisiran、inclisiran等相继获批,验证了其在“不可成药”靶点上的价值。模块化设计使其迭代快、靶点选择面宽,化学修饰与靶向递送(GalNAc缀合、脂质纳米粒)的进步又大幅提升了组织特异性与治疗指数。
但它们的性质与小分子、抗体都不相同,寡核苷酸系统清除极快而组织滞留很久,血浆浓度往往不能代表靶组织暴露;生物分析在提取、色谱保留、离子化各环节都更困难;“代谢”由核酸酶切割主导,与细胞色素P450(CYP)体系基本无关。
本文围绕寡核苷酸这类药物的结构特点、缀合策略、ADME评价展开,一起来看下属于这类分子的独特考量点。
一、寡核苷酸的结构特点
1.1 定义与分类
治疗性寡核苷酸是化学合成的、一般由12~30个核糖核苷酸或脱氧核苷酸组成的单链或双链核酸,通过沃森-克里克碱基互补配对识别靶序列,干扰基因的解旋、复制、转录与翻译,使编码异常的基因丧失功能。按结构与机制可分为ASO、siRNA、微小RNA(miRNA)模拟物、小激活RNA(saRNA)、核酸适配体(aptamer)、CpG寡核苷酸与核酶等,其中ASO与siRNA应用最广。
其独特之处在于“模块化”:改序列即改靶点,改修饰即改稳定性与药代性质。这使早期研发可快速迭代,也意味着同平台化合物往往共享大量ADME属性——这条线索将贯穿全文。
1.2 四个决定ADME行为的结构特征
(1)分子量与链长。分子量通常5~10 kDa,是典型小分子的数十倍;既难以被动扩散透过细胞膜,又必须通过内吞进入细胞,因而高度依赖递送策略。
(2)磷酸骨架与多价负电荷。生理pH下磷酸二酯骨架高度解离,分子呈多价阴离子、亲水性极强;这既决定它需要主动递送,也决定它在反相色谱中难以保留、在电喷雾中倾向形成多电荷离子。
(3)化学修饰决定稳定性与结合行为。未修饰者在体内数分钟内即被降解,故须引入硫代磷酸酯(PS)骨架、2′-O-甲基(2′-OMe)、2′-O-甲氧乙基(2′-MOE)、2′-氟(2′-F)、受限乙基(cEt)或锁核酸(LNA)。修饰提升核酸酶抗性的同时也改变了疏水性、构象与碎裂行为,并衍生出脱硫、非对映异构体等特有的分析与代谢问题。
(4)单/双链与序列组成。单链ASO在气相中倾向形成较高电荷态,双链siRNA构象更紧凑;序列亦影响蛋白结合,如polyA的亲和力比polyT低约100倍。
表1 常见化学修饰及其对稳定性、结合与分析行为的影响
1.4 平台化:决定研究量多少的变量
同平台化合物具备相似ADME属性,是被行业反复引用的经验。Ionis公司的Gen2.0 ASO平台、Alnylam公司的GalNAc缀合siRNA平台、Dicerna公司的GalXc DsiRNA平台等已积累足够背景数据,使后续分子可豁免部分研究。这一逻辑在后续还会提及,权重甚至超过分子本身的理化参数——先确认“平台有没有先例”,往往就决定了很大一部分研究量。
二、寡核苷酸缀合
2.1 为什么需要缀合
寡核苷酸的疗效常被两件事限制:向靶细胞与靶组织的递送效率低,以及被核酸酶快速降解。生物缀合(bioconjugation)——通过连接子将寡核苷酸与配体、脂质、肽或抗体共价结合——把“分布”从被动变为主动:配体决定去哪个组织,连接子决定它在细胞内如何释放。
表2 生物缀合的具体策略及应用
2.2 GalNAc:肝靶向的事实标准
三价N-乙酰半乳糖胺(N-acetylgalactosamine,GalNAc)与肝细胞表面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GPR)高亲和结合并触发内吞,使siRNA得以皮下给药并富集于肝脏。已获批的siRNA中,除脂质纳米粒包裹的patisiran外均为GalNAc缀合物。其意义不止于靶向:给药方式从静脉输注改为皮下注射,显著改变了临床可用性。
2.3 脂质、肽与抗体缀合
胆固醇等脂质缀合物通过提高血浆蛋白结合、延长循环改善药代行为,并可借脂蛋白途径部分实现肝外递送;穿膜肽等肽类配体用于拓展肌肉、中枢神经系统等肝外组织,多在探索阶段;抗体-寡核苷酸缀合物利用抗原特异性实现细胞选择性递送,是近年最受关注的方向,但表征更难。
2.4 非共价递送:脂质纳米粒
脂质纳米粒(lipid nanoparticle,LNP)以非共价方式包裹siRNA或mRNA,是patisiran与mRNA疫苗的递送基础。与共价缀合不同,LNP引入的是全新脂质组分,本身相当于“新化学实体”,需单独考察PK、组织分布与安全性。
2.5 缀合的代价
生物缀合虽能提升寡核苷酸的递送效率与疗效,但需确保修饰不会损害靶点特异性或引发非预期免疫原性,这需要严格的临床前评估。生物缀合寡核苷酸需满足规模化生产需求,同时兼顾成本效益;研发稳健、高效的缀合技术,以及对缀合产物进行严格表征(确保一致性、纯度与功能性)至关重要。需开发先进分析技术,用于评估缀合效率、靶点亲和力及潜在免疫原性。另外,监管机构要求提供缀合工艺、表征数据及修饰相关潜在安全性担忧的详细信息,因此在整个研发过程中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必不可少。
三、寡核苷酸生物分析方法
3.1 三个层面的困难
困难可拆成三层,分别对应三类对策。结构层:分子量大、多电荷、修饰多样,同一“母药”实为一组非对映异构体与截短片段的集合。表面层:强负电使其不可逆吸附于塑料、玻璃、不锈钢管路、滤膜、固相萃取填料、进样瓶与色谱柱,即非特异性吸附(non-specific binding,NSB),导致分析物损失与回收率下降。基质层:血浆、脑脊液与组织匀浆中的蛋白、脂质与盐类引起离子抑制或增强,而高极性又使其常与基质成分共洗脱。
3.2 三大主流平台
表3 三类主流生物分析平台的比较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基于结构信息实现高特异性检测,不需分析物特异性试剂,能区分母体与代谢物,灵敏度已达亚纳克/毫升级,过去几年获批的ASO与siRNA多数依赖它完成生物分析;不足是灵敏度通常低于配体结合分析与杂交-qPCR,且方法开发门槛高。
表4 已上市ASOs和siRNAs的生物分析方法汇总
配体结合分析(ligand binding assay,LBA)灵敏度可达皮克/毫升级,前处理少、通量高,适合样品量有限的啮齿类研究;局限是开发复杂、特异性有限、检测范围窄,常同时检出全长与n-1、n-2代谢物,且无法区分缀合与非缀合形式。常见范式包括一步法、两步法、双连接法、夹心法与N-plex技术,其中MSD的N-plex以电化学激发发光实现飞摩尔级灵敏度。
单连接依赖逆转录-qPCR(SLRT-qPCR)源自microRNA定量,由SL引物与3′端杂交启动逆转录,再以特异性引物与探针定量cDNA。其独特价值是可直接检测加载到RNA诱导沉默复合物(RISC)中的反义链——临床前研究中,肝细胞RISC内的siRNA水平对GalNAc-siRNA的药效预测比血浆浓度更可靠,有助于在缺乏人体肝脏PK数据时确定临床剂量。不足是需大量稀释可能引入变异、依赖6~10个碱基对的3′杂交使特异性低于LC-MS,且因缺乏专门指南与行业经验,尚未广泛用于注册研究。
没有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场景,需综合灵敏度、方法局限、代谢情况、试剂可及性与法规要求;若需兼顾两者,杂交-LC-MS可实现亚纳克/毫升级灵敏度。建议同一项目应尽量保持同一检测平台,确需更换时须提供依据并比较两平台数据。
LC-MS是目前ONs分析的主流方法,再介绍下这个方法的用于ONs分析的技术细节考量。
3.3 样品前处理
与小分子药物不同,ONs具有高极性、强蛋白结合能力及易发生NSB等特性,使其从血浆、CSF、组织等复杂生物基质中有效提取极具挑战。蛋白结合是第一个障碍。含PS修饰的ASO与白蛋白、α2-巨球蛋白存在强静电与疏水相互作用,若不解离则回收率低、重复性差。蛋白酶K消化可释放结合态药物,但须验证该酶是否会部分降解修饰或偶联结构,否则游离药物浓度会被高估;磁珠杂交捕获以互补探针特异性富集,不需蛋白酶,已在血浆与组织匀浆中成功应用。
表5 寡核苷酸常用样品前处理技术
NSB的对策:使用硅烷化玻璃或低吸附塑料耗材;减少样品转移、缩短与活性表面接触时间;加入高浓度内标优先占据吸附位点;在流动相或样品中加入质谱兼容的表面活性剂或钝化剂。基质中的盐类、脂质也需通过固相萃取或杂交捕获去除。
回收率须按FDA指南评估(提取后样品响应值与空白基质后加标响应值之比)。低回收率可能源于提取前、中、后的任一环节,Kumar等(2022)提出的自上而下排查流程——分阶段制备标准品,定量评估采集、储存、提取、进样的损失——是定位来源的有效工具。
3.4 色谱分离
离子对反相色谱(ion-pair reversed-phase,IP-RP)被公认为“金标准”:在C18/C8/苯基柱上加入挥发性离子对试剂(三乙胺TEA、己胺HA、DIPEA或DMCHA)与六氟异丙醇(HFIP),与磷酸骨架形成瞬时离子对,暂时中和负电荷、增强保留,兼顾峰形与质谱兼容性。苯基固定相对PS修饰寡核苷酸的非对映异构体分离优于C18;而PS键数目与位置的微小变化即可显著改变分离效果,方法必须高度定制化。
表6 常用色谱分离模式
阴离子交换(AEX)按电荷密度分离,无需离子对试剂,适合长链、电荷变异体、截短序列与亲水代谢物,可避免离子对试剂的质谱污染;但高pH与非挥发性高盐严重损害质谱兼容性,运行长、易受基质污染。亲水相互作用(HILIC)以高有机相加挥发性缓冲盐保留亲水分析物,与ESI高度兼容,适合短链与亲水杂质;但保留对水含量极敏感、难分辨序列异构体,定位是IP-RP与AEX的正交补充。
两个工程要点:寡核苷酸常需大体积进样,易超出柱载样能力导致峰展宽与残留,建议选大孔径(不小于200 Å)C18或聚合物柱;流动相避免非挥发性离子对试剂(如烷基胺加磷酸盐),优先HFIP加TEA/DIPEA/DMCHA体系。
表7 各类离子对试剂的特点汇总
3.5 质谱检测
负离子模式是标准选择:磷酸骨架高度亲水且带多重负电荷,在中性或碱性pH下形成多脱质子离子[M−nH]ⁿ⁻。三个参数需协同优化:喷雾电压过低则喷雾不稳,过高易生成Na⁺、K⁺、NH₄⁺加合物致谱图复杂;毛细管温度需足以脱溶剂又不宜过高,以免热降解与源内碎裂;碰撞能量必须对每个MRM离子对单独优化。
源内碎裂是特有陷阱:脱嘌呤、脱硫(PS修饰者尤甚)、磷酸二酯键断裂产生的碎片可能被误判为代谢物,导致母药浓度被高估或低估;对策是降低喷雾电压与温度、用挥发性缓冲体系、精细调节碰撞能量。高分辨质谱(HRMS)在减少串扰、支持非靶向鉴定上有优势,近年在新获批siRNA中应用增多,但定量需汇总同位素峰、定性需解卷积,依赖专用软件并需验证。
3.6 定量、内标与方法验证
校准标准品应用与待测样本相同的基质配制,范围覆盖低纳摩尔至高微摩尔,常以1/x²加权兼顾宽动态范围与低端准确性。稳定同位素标记的寡核苷酸(¹³C、¹⁵N、¹⁸O)是首选内标,可共洗脱、性质一致;但获取难、成本高,替代方案包括通用内标、序列变体、缩短序列,其校正能力有限,须以回收率与基质效应数据支持适用性。
按FDA与EMA指南,需考察选择性、线性、准确度与精密度、回收率、基质效应、残留、稀释可靠性与稳定性。常规接受标准:回收率不低于85%,批内与批间变异系数小于15%,准确度在标称值±15%以内(LLOQ为±20%),最高浓度点后空白残留小于LLOQ响应的20%。寡核苷酸易脱嘌呤与脱硫,稳定性需覆盖室温、冻融、长期冻存与处理后样本在自动进样器中的时间。
分阶段验证被广泛接受:早期可仅做部分验证以支持快速PK筛选,关键非临床与注册研究则需完整验证。ICH M10(2023)进一步统一了全球标准,明确支持“适用目的(fit-for-purpose)”策略,并定义了实验室间交叉验证、受试样本再分析(ISR)与方法变更后再验证;数据完整性需符合GLP、完整审计追踪及21 CFR Part 11与Annex 11。
3.7 代谢物的分析学处理
体内生成的三类产物直接决定方法开发。n-1截短:外切酶逐次切除,每次质量减少约300~330 Da,可能与母体共洗脱;脱硫:PS键失去硫原子(−16 Da),可能落入母体同位素分布范围,需HRMS或优化碎裂条件区分;偶联物裂解:GalNAc、脂质、肽段脱落改变疏水性、电荷与碎裂行为。对策是评估源内转化、筛选离子对排除交叉贡献、确认提取条件不诱发额外降解。FDA与EMA建议常规监测主要代谢产物,缺乏标准品时可用修饰离子对、HRMS或杂交法(qPCR、bDNA)特异性检测。
平台选择取决于所需检测范围:体内浓度通常在低皮克/毫升至低纳克/毫升级,早期可接受较高LLOQ,注册级研究常需亚纳克/毫升乃至皮克/毫升级;监管机构通常要求LLOQ低于预期Cmax的1/10。
四、寡核苷酸吸收
4.1 给药途径与“生物利用度”的特殊性
给药途径包括静脉注射(IV)、皮下注射(SC)、鞘内(IT)、侧脑室(ICV)、吸入与玻璃体内注射(IVT)。原则上非临床PK的给药途径应与临床拟用一致;若临床为非静脉给药,需开展非临床静脉给药PK以考察绝对生物利用度。但这一点存在争议:寡核苷酸的药效或毒性与生物利用度并不总是相关,各监管机构要求也有区别。
4.2 单次给药PK研究
新分子通常需单独的单次给药PK研究,用于建立血液、脑脊液与组织浓度的相关性并支持建模;若平台背景充分,常可豁免。因来自同一平台的化合物往往具备相似的ADME属性。比如下图中的Ionis公司的Gen2.0 ASOs平台、Alnylam公司的GalNAc-conjugated siRNAs平台、Dicerna公司的GalXc DsiRNAs平台等。
另一条路径是取重复给药毒理第1天的PK/TK数据:省时省钱省动物,代价是频繁采血可能影响毒性评估,且毒性剂量与药效剂量下的线性关系可能不同。
剂量选择与小分子类似:药理活性剂量、种属间放大、临床拟用范围,并最好有耐受性数据支撑高剂量。种属通常为啮齿类加猴,与药理、毒理种属一致;平台背景充分时单种属可接受。性别差异在小鼠中偶见、在大鼠猴与人中少见,故可单性别考察,差异留待重复给药毒性研究评估。
周期应至少覆盖3个消除半衰期;采样点需满足Cmax、Tmax与AUC表征,t1/2、清除率与表观分布容积对建模尤为关键。系统给药基质为血浆或血清,局部给药为脑脊液或玻璃体液;血样置冰上、低温离心并尽快冻存。
该阶段同时检测血与组织浓度,不检测抗药抗体(ADA)。
4.3 重复给药PK/TK研究
TK在非GLP毒理中建议开展,在GLP毒理中则是必须伴随。差异在持续时间与采样:需考虑药物在组织中的半衰期而非仅外周血;除保障AUC、Cmax、Tmax的时间点外,建议每次给药前采1点考察Ctrough,并评估首末次给药的剂量比例与蓄积。
OSWG明确:只有当PK、PD或毒性出现需要ADA解释的改变时才测定动物ADA,其临床转化存在种属差异。一个易被忽略的细节是,ASO的ADA阳性动物血药浓度反而更高,但仅影响低浓度段,Cmax与AUC不受影响而消除半衰期可能受影响,故计算消除参数时应区分ADA阳性与阴性动物。LNP若含未上市的新组分,需额外考察该组分的PK与ADA。
对于偶联的ONs,建议对完整偶联的ONs及其代谢物(未偶联的ONs)的PK行为均进行考察。偶联物如GalNAc则很少进行考察。
五、寡核苷酸分布
5.1 血浆蛋白结合
寡核苷酸与血浆蛋白的结合亲和力更低且短暂。正因如此,结合并不降低其组织渗透与药理活性——结合可减少肾小球滤过与肾排泄、延长循环,而内吞作用使结合态药物仍能进入细胞。修饰影响结合程度:PS提高、2′-MOE与2′-cEt降低、2′-F无影响;单链高于双链,polyA的亲和力比polyT低约100倍。
应检测人及药理、毒理相关种属的差异,浓度至少覆盖临床拟用剂量对应浓度与非临床Cmax,设不少于3个梯度;系统给药用血浆,局部给药用脑脊液或玻璃体液。与小分子不同,寡核苷酸的种属间差异通常不大,也不涉及游离药物浓度的剂量校正,故可在IND前或推迟至Ⅰ/Ⅱ期开展。
5.2 组织分布的地位与节点
组织分布的核心价值有三:确认向靶组织与非靶组织的递送并评估药效所需暴露;识别高蓄积组织以排查毒性;为GLP毒理确定需重点关注的器官。对寡核苷酸还有第四层意义:血浆浓度无法代表靶组织暴露,组织浓度成为PK/PD建模与人体剂量预测的主要输入。
节点远早于生物药。生物药的组织分布在Ⅲ期或上市时提交,寡核苷酸多在候选分子选择阶段即开展,作为评估递送的关键指标,组织滞留时间还可指导给药间隔与恢复期。EMA、FDA与ICH均认可其价值但未强制;FDA 2024年6月发布的《寡核苷酸治疗药物开发中的临床药理学考量》指南明确要求开展全面体内分布研究,表明基于组织的评估已从“行业惯例”走向“监管预期”。
5.3 试验设计要点
设计上与小分子化药类似:单种属(通常啮齿类)、单次给药、单一性别;剂量至少含临床有效剂量与毒理剂量;采集4~7个时间点,覆盖血浆Tmax、组织Tmax直至4~5个组织半衰期,故周期可能很久。蓄积可由组织半衰期与给药间隔估算,也可收集毒理终点样本;取材至少包括肝、肾,局部给药需增加给药部位附近组织。
两个易被忽略的细节:取材一致性——肾髓质与皮质、脑不同区域之间浓度可能不同;方法通常只需“qualified”而非“validated”,这一弹性恰恰要求方法学描述足够清晰。
胚胎-胎仔发育毒性研究可伴随组织分布,卫星组收集母体组织与血浆以便与一般毒理TK对比,胎仔可仅检测肝脏等主要脏器。
5.4 放射性标记的关键考量
放射性与非标记方法各有优劣。非标记法获取组织有限,但对背景数据充分的平台可接受,监管也未强制。若用放射性标记,需考虑四点:同位素选择——优先最小化结构改变(如³H替代¹H),兼顾标记效率与半衰期,³⁵S半衰期约87.5天需提前规划;标记位置——优先单一位点内部标记,避开易被外切酶切除的5′与3′端,偏好糖C5′等稳定位点,避开易氚交换的C8位;配体偶联物可将标记置于配体以追踪去向;代谢追踪优化——将标记置于含新型化学基团的片段,避免在裂解产物中丢失。
5.5 已获批药物的暴露规律
除nusinersen外,所有FDA获批的ASO与siRNA均开展了组织分布研究,多数使用放射性标记;约半数采用整体定量全身放射自显影(QWBA),其余检测特定组织的放射性。局部给药呈明显局部分布:玻璃体内给药的fomivirsen局限于眼部,鞘内给药的tofersen集中于中枢神经系统。
暴露规律具结构类型特征:ASO在肝、肾最高,脾与骨髓亦明显;siRNA(除LNP包裹的patisiran外均为GalNAc缀合)以肝最高,其次为肾、淋巴结、胃肠道与膀胱。这解释了为何肝、肾几乎是所有组织分布研究的必采器官。
表8 已上市寡核苷酸药物组织分布研究内容汇总
5.6 行业实践:11家企业调研
表9 组织分布评估的行业实践
调研显示,行业差异并不源于分析平台——所有受访企业均用LC-MS——而集中在实施策略:仅50%始终评估体内分布,高达40%完全未处理组织样本的血液残留污染。评估频率随研发阶段由“探索性表征”演变为“模型驱动决策”。
几点值得注意:组织浓度数据在PK/PD建模与转化中已获广泛认可,但PBPK/mPBPK应用率偏低(仅20%常规使用、40%完全未采用),是尚未释放的机制性工具;建模输入上80%偏好总组织浓度、20%用细胞内结合态浓度,后者虽便利但可能无法反映药理活性部分。安全性评估中的整合呈五五开:使用者中40%认为有助解释毒性机制,未使用者中40%称“不需要或不可得”。鉴于毒性常出现在高蓄积组织,此类数据的价值不应被低估。
需提示的是,siRNA血浆半衰期极短(小于1小时)而组织浓度可持续数周,多数情况下血液残留的影响可忽略。
5.7 IQ的建议:按新颖性分级
先看下企业实践。实践中,GalNAc偶联产品多数聚焦肝、肾,采用非放射性方法,部分在Ⅱ期扩展研究;含新型成分的产品多数在首次人体试验前完成放射性标记研究,但不少企业尚未就计划寻求监管反馈。
表10 新型成分分类维度列表
IQ的核心建议是“基于药物新颖性制定研究方案”:以有无监管审批先例分为两类,两类在放射性标记的必要性、研究时点与数据来源上存在系统差异。
表11 有无监管先例药物的组织分布研究差异
若候选分子与文献中的分子结构相似、且检测了已知高暴露组织的浓度,可引用文献数据豁免全面研究;结构全新的药物则难以用文献或申报数据替代。所需原创数据量取决于化学特性与现有文献支持。
六、寡核苷酸代谢与生物转化
6.1 总体特征
寡核苷酸主要经核酸内切酶与外切酶代谢,未修饰者数分钟内即被降解。与小分子最根本的差别是种属一致性:这些酶在哺乳动物中无明显种属、性别与年龄差异,很少出现仅在人体存在或比例异常高的特有代谢物,跨种属外推的可靠性显著高于化药。
但代谢研究不能省略:切掉少数核苷酸后剩余的大片段代谢物可能仍具活性,仅测原型会低估活性(siRNA反义链3′端缺失1个核苷酸的AS(n-1)3′常保有活性,缺失至5个仍可能保留);更小的片段可能杂交结合脱靶序列,带来非预期毒性。
6.2 不同结构类型的代谢路径
缺口型ASO(gapmer)的代谢始于中心缺口的内切酶切割,生成“半体”(halfmer),随后经外切酶消化;均匀修饰的ASO(如剪接开关寡核苷酸)主要由外切酶降解,稳定性更高。双链siRNA比单链ASO稳定但仍易被降解,代谢以链依次缩短为主,AS(n-1)3'(反义链3'端缺失1个核苷酸)常具有药理活性,缺失最多5个核苷酸(AS(n-5)3')仍可能保留活性。
GalNAc缀合物入肝后易丢失1~3个糖基,由溶酶体N-乙酰-β-葡萄糖苷酶介导;三己胺类连接子的代谢已有较深入研究,可产生多种衍生物。脂质、肽、抗体缀合物的途径因缀合部分与连接子性质而异,这也是新型缀合物必须单独评价代谢的根本原因。
6.3 代谢物安全性
截短代谢物通常无活性,且对脱靶mRNA的亲和力低于全长母体,额外脱靶风险有限。理论上完全分解为单体核苷酸可能有毒性(类似核苷类抗肿瘤、抗病毒药物),但2′-F、2′-OMe尿苷等代谢物在大鼠与人体中暴露低且短暂,被认为安全。
FDA指南要求稳态下代谢产物暴露超过原型药10%即需关注安全性,此原则同样适用。若采用IQ的代谢物药理活性指数(PAI)框架,总PAI低于25%可不予监测,但需计入多个活性代谢物的贡献。对未在任何已获批药物中使用过的新LNP组分、多肽与连接子,亦需单独评价。
6.4 体外模型
为遵循3R原则,已开发血清孵育、人肝细胞共培养(HepatoPac®)、肝脏S9、肝微粒体与肝匀浆等模型,与临床前物种及人体的代谢谱相关性良好,但不能完全预测体内代谢。体外代谢稳定性比较在发现阶段常用:种属间代谢物种类通常无差别但速率有差异,血浆、靶组织细胞或匀浆物较为公认。
一个反直觉的结论:体外代谢产物鉴定对小分子极为重要,对寡核苷酸意义有限。有企业IND阶段不提交该数据而临床启动未受影响,也有企业只提供体内数据,或引用文献合理说明风险不大。
6.5 体内代谢
鉴于路径高度可预测,OSWG与ICH建议在Ⅲ期前提供体内代谢数据即可。除非其他PK/TK研究见到原型暴露的性别差异,通常仅单性别考察。样本以血浆或尿为主(血浆与组织一致性更好),组织亦为可选基质,宜选主要递送器官或长期滞留器官——但这非监管要求,取决于研究目的。检测以LC-MS为主,可伴随毒理开展。
6.6 监管现状与已获批方案
寡核苷酸在监管上多归为小分子,但兼具肽与生物制剂特性,部分偏离传统要求的情况可被接受。日本指南指出核酸酶降解产生的天然核酸成分无特殊安全问题,含化学修饰的代谢物按ICH M3(R2)评估;ICH M3(R2)建议首次人体给药前开展体外代谢研究、Ⅲ期前评估血浆代谢物暴露,对siRNA等创新形式允许简化或省略;FDA指南明确若非临床ADME数据已阐明代谢与排泄,可能无需人体放射性标记质量平衡研究,但要求评估预测代谢物的脱靶杂交风险。
问题在于指南仍不一致,对NDA/MAA究竟需要哪些生物转化研究缺乏明确说明。从已获批方案看,所有获批寡核苷酸均开展了代谢研究,6个siRNA中有4个同时包含体外研究、放射性与非放射性体内研究。
表12 已上市寡核苷酸类药物代谢研究
6.7 IQ与OSWG的建议
针对指南空白,两家行业组织的建议高度一致,可归纳为六条:推广体外模型,以“平台中心型、适合用途”策略在首次人体研究前研究新型缀合物与连接子的代谢;靶向非肝组织者需考察靶组织的生物转化;代谢物谱分析在重复给药后开展,并尽量利用毒理尸检组织以符合3R原则;不建议对传统化学寡核苷酸套用FDA的MIST指南,理由是人体不成比例代谢物风险低、组织代谢物负荷高于血浆、尚无寡核苷酸毒性代谢物案例;传统平台不必依赖放射性标记,但新型缀合物与连接子需评估代谢与排泄,若含小分子样结构还应在毒理种属中验证切割后各组分的暴露。
七、寡核苷酸排泄
OSWG与ICH M3建议在Ⅲ期前提供排泄数据。同类寡核苷酸的排泄路径相似:大部分在组织中代谢,仅少部分以原型排出,因此排泄的重要性低于化药,但它是闭合物料平衡、解释组织滞留的最后一块拼图。
排泄可在单独PK试验中考察,也可伴随毒理;单次给药、单一种属即可,啮齿类首选;既测原型也考察代谢物。临床拟用剂量水平的单剂量通常足够,若伴随组织分布则需增加更高剂量。一般仅测尿中组分,当尿非主要途径时需收集胆汁;若出现胃肠道或肺毒性,建议增加粪便与呼气样品。
放射性标记虽非强制,但已上市产品大多采用该方法评估物料平衡。OSWG持保留意见:同类产品特征相似,放射性标记未必带来额外价值,且一旦采用便无法伴随毒理开展。仅在方法灵敏度不足、为新型寡核苷酸、或组织滞留过长时仍有意义。
乳汁分泌依暴露量与持续时间、口服生物利用度、目标人群而定,按ICH S5(R3)一般不需开展,已上市产品的乳汁研究显示浓度极低或检测不到。若偶联物、制剂等非寡核苷酸部分含新组分,排泄试验需增加该部分检测;mRNA产品不要求开展排泄研究。
八、药物-药物相互作用
8.1 作为“受害者”
“受害者”逻辑要求药物是Ⅰ相或Ⅱ相代谢酶、或转运体的底物。寡核苷酸主要经核酸酶代谢,与CYP及Ⅱ相结合反应无关,也不是转运体底物,且通常不影响小分子的血浆蛋白结合,故一般不需开展此类研究。例外需个案判断:偶联型或含新组分的LNP制剂可考虑代谢酶底物研究;主要经肾原型排泄者应评估是否为肾转运体底物;GalNAc偶联产品应关注是否为肝脏外排转运体底物。
8.2 作为“加害者”
寡核苷酸确有可能非特异结合一些大分子,虽亲和力较弱,仍可能占据酶或转运体的活性位点而影响其他药物的PK;风险来源不止骨架,缀合组分与制剂组分同样可能贡献。已上市产品中可见转运体抑制的报道:casimersen抑制MATE1,eteplirsen抑制OCT1与OATP1B1。
两个方法学要点:DDI通常仅评估全长供试品,代谢物不在考察范围;寡核苷酸被内吞后只有一小部分逃离溶酶体进入胞质并接触代谢酶,肝细胞能更好模拟这一过程,肝微粒体出现假阳性的可能性明显更高。
除直接结合外,寡核苷酸还可能通过药理学作用影响CYP或转运体的表达,需充分调研其PD作用。FDA还关注间接作用:细胞因子可影响CYP表达,而寡核苷酸有可能调节细胞因子浓度,此时标准体外CYP评估不再适用,可考虑将给药后患者血浆加入肝细胞体系评估。
8.3 时间节点与平台数据
FDA(2020)与EMA(2012)建议小分子DDI研究在Ⅲ期前完成,这一节点同样适用。平台背景数据可被引用:若前序产品阳性,后续产品需开展相应研究;若为阴性,提供其他产品数据与文献即可。
九、总结
第一,先问平台有无先例——这决定了一半的研究量。第二,组织是核心,血浆不是答案——组织浓度既是毒性解释的依据,也是PK/PD建模与剂量预测的主要输入。第三,分析方法宁少变、勿多变——全项目保持同一平台,更换须给出依据并做数据桥接。第四,偶联与载体是隐藏的研究增量——凡引入新配体、连接子或脂质组分,检测项都要相应增加。第五,时点前置、沟通前置——方法学应在候选分子阶段确定,含新型成分时宜在首次人体试验前与监管沟通。
表13 关键研究项目与建议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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