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是刑事案件的基石,但并非所有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证据都可以作为定罪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司法实践中就这条主线结合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各种规定已经形成了细密的证据审查、排除之网,刑事辩护律师掌握这套网络就掌握了辩护的地图。

第一类:对于非法证据,绝对的排除。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划出三条红线: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近亲属合法权益相威胁;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这三种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第六条将同样的标准延伸到暴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尤其值得研读的是第五条重复性供述规则:受刑讯逼供影响作出的相同重复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两项例外:更换侦查人员并告知权利后自愿供述、审查逮捕起诉和审判阶段告知后自愿供述,为程序污染留出了修复的通道。第三十四条则是制度智慧的浓缩:法庭对取证合法性有疑问,检察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合法、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对有关证据就应当排除。证明责任在控方。

第二类:程序瑕疵证据,可补正的梯度排除。实践中常见的比如:讯问笔录的时间、地点、人员有误或矛盾,讯问人未签名,首次讯问未告知权利(最高法刑诉法解释第九十五条);物证书证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刑诉法第五十六条);电子数据未封存移送、清单缺少签名(电子数据规定第二十七条),这类瑕疵先给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机会,不能补正的才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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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资格缺陷证据,直接否定入庭资格。讯问未成年人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不在场、笔录未经被告人核对确认、讯问聋哑人无手语人员、不通晓当地语言无翻译(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绝对排除;处于明显醉酒、中毒或麻醉状态不能正常感知的证人证言、猜测性评论性证言(第八十八条),不得作为证据使用;鉴定意见的九种情形,从机构无资质、鉴定人应回避未回避,到送检材料来源不明、文书缺签名(第九十八条),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四类:绕过法庭的证据。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一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已被排除的证据,不得宣读、质证,不得作为判决的根据。

这套规则的设计逻辑有三层。其一,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二分:先问证据“有没有资格进法庭”,再问“能证明多少”,哪怕内容真实,取证手段违法也可能一票否决。其二,梯度化设计:刑讯逼供类绝对排除,瑕疵类可补正后排除,资格缺陷直接否定,避免“一律排除”伤及实体公正。其三,排除非法证据表面上是让控方承担程序违法的代价,深层目的是从源头掐断违法取证的行为。

美国的排除规则最为激进,非法取证不仅排除证据本身,还波及“毒树之果”——由违法取证衍生的证据原则上也不可采,但设独立来源、必然发现等例外;英国以法官裁量为主,采纳将导致程序不公的证据可以排除;德国区分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依规范保护目的判断;日本采衡量说。对照可见,我国第五条的重复供述规则正是本土版的“毒树之果+切断例外”:路径不同,逻辑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