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火焰山南麓的探方边,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2022年到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在这里挖了四年,清理出27座墓——十六国18座,唐代9座,出土遗物600余件(组)。一方唐代彩绘木棺的棺座上,12只带翼瑞兽踏彩奔腾,其中一匹彩绘翼马尤其醒目。所有人都被它吸引,我却总把目光放低,去看那些埋在土里的纸。
一、墓群:聚族而葬的西域人家
巴达木墓群位于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村,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是哈拉和卓墓群向东南的延伸,也是阿斯塔那墓群向北的接续。这里流行“聚族而葬”,按昭穆制度排列。十六国墓葬坐东朝西,是“甲”字形阶梯墓道单室土洞墓,多人多次葬,随葬罐、盆、盘、灯、甑等陶器,还见鸠杖、画押、云母片;唐代墓葬坐北朝南,长斜坡墓道,带天井,有的还有围沟茔园,随葬镇墓兽、武士俑、十二生肖俑、男女侍从俑和马牛羊驼俑。墓主人口含、手握钱币,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突骑施钱、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一起出现,还有一枚罕见的玉质开元通宝。
这些细节说明,巴达木不是一座孤立的墓地。它和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同属一片墓葬体系,共享同一套行政、风俗与文字档案。而吐鲁番文书,正是从这片土地上一座座墓里“抠”出来的。
二、欠条:48文银钱的生意
阿斯塔那4号墓的墓主叫左憧憙,西州高昌县崇化乡人,生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卒于唐咸亨四年(673年)。他生前是前庭府卫士,死后墓里却出土了15件借贷契约和画押。其中一件《唐麟德二年张海欢贷银钱契》写得很直白:张海欢、白怀洛向左憧憙贷银钱48文,到期不还,“月别拾钱后生利钱壹文入左”——每月加罚一枚利钱。契约里还有保人、违约条款,结构完整得像今天的借条。巴达木十六国墓里也常见“画押”,普通人不会写字,就用符号代替签名。一纸欠条,把西域的日常交易、信用规则和风险意识,全留了下来。
三、请假条:秋收时想换班的小吏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里有一组唐永徽五年(654年)九月的文书,叫《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番上事》,5件残片,写的是基层官员因为秋收、种麦,向主管部门申请换班。第二年五月,又有6件残片,记录这份“请假报告”获得批准。唐代官员休假名目繁多,旬假、田假、授衣假、婚丧假,全年一百多天;可基层小吏的假,要一层层打报告、等批复。纸上的措辞恭敬、程序完整,读起来却像一个普通人赶农时的焦虑。
四、家书:一封没能寄出的信
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396号墓清理出一件正反两面都有字的文书,正面是公文,背面是一封家书,署名“洪奕”。唐开元七年(719年),洪奕已经戍守西州两年,突然接到节度使命令,五月一日出发前往北庭征役。他用淡墨草书写了11列:“洪奕发家已来,至于西州,经今二载,随身衣物,并得充身用足,亦不乏少。”接着话锋一转:“身役苦,终不辞”“关河两碍,制不由身”。一个士兵的忠孝两难,就这么落在纸上。这封家书最终没能寄出,留在了吐鲁番,现藏吐鲁番博物馆。
五、过所与钱币:普通人的世界很大
粟特商人石染典的过所,开元二十年(732年)由瓜州都督府签发,出土于阿斯塔那509号墓。文书长78厘米、宽28.5厘米,24行文字,盖着“瓜州都督府之印”“沙州之印”“伊州之印”五处朱印。他带着三名仆从,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再申请返回安西,途经铁门关。一个普通商人,手持“过所”穿越数州,背后是唐王朝层层勘验的通行制度,也是丝绸之路上多族群往来的日常。巴达木出土的突骑施钱、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三耳绿釉罐、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和这些文书放在一起,恰好拼出同一个世界:汉文通行,各族杂处,货币与货物一起流动。
六、巴达木自己的“一纸文书”
巴达木墓群也有自己的纸。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一组《天宝八载(749年)木券》,残存墨书230余字,记录了建墓前举行葬仪的过程,与北宋官修《地理新书》记载的“斩草仪”密切关联;多座墓葬出土的铁券,是斩草仪式后随葬的买地券。还有程奂、李重晖的墓志:程奂曾任瀚海军副使、北庭府长史,以“摄北庭副都护”镇守西域,大历十一年(776年)去世;李重晖官至西州都督府长史,贞元五年(789年)去世,享年83岁。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被切断,他们仍用唐代年号、守唐代制度,一守就是半个世纪。
结语
我一直觉得,历史不该只有帝王将相的姓名。巴达木墓群最动人的,不是金币也不是铜镜,而是那些被普通人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笔48文的债,一次秋收的换班,一封寄不出的家书,一张死后买地的券。它们证明,一千多年前,西域的普通人也会算账、会请假、会想家,会和不同族群的人做买卖、过日子。所谓“多元一体”,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这些琐碎、具体、带着体温的纸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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