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7日,江西井冈山宾馆附近,毛主席和汪东兴、张平化、刘俊秀等人一边散步,一边谈起了一个并不轻松的问题:革命队伍建立起来以后,究竟靠什么防止权力失去约束。
这次谈话的起点,并不是制度文件,也不是会议报告,而是井冈山的往事。毛主席重上井冈山,距离上次离开已经过去36年。山路变得平坦了,宾馆通了电,群众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可那些牺牲在这里的年轻人,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记忆。
几天前,毛主席看到餐桌上的小竹笋,夹了一筷子,连声称好。他说,井冈山如今有电灯、有汽车,人民的日子比过去神气多了。话说得朴实,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生活改善,还有这片红色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能不能始终保持本色。
散步时,刘俊秀谈到工厂工会和农村组织,觉得它们似乎与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有相近之处。毛主席没有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讲,而是把问题直接推到了权力监督上。
毛主席问:“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刘俊秀一时没有回答。毛主席接着追问:“谁来监督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话很短,分量却很重。它说明,监督不能只停留在基层,也不能只监督普通干部。权力越集中,越需要有相应的约束;职务越高,越不能把个人威望当成天然的保护层。
毛主席随后提到红军早期实行的士兵委员会。在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并非装饰性的组织,它曾经参与管理军队生活,对干部作风和官兵关系进行监督。红军之所以不同于旧式军队,不只是因为作战目标不同,也因为它试图改变军队内部的关系。
这种改变并非一蹴而就。井冈山时期的袁文才、王佐,原本有自己的队伍和活动方式,后来经过争取、改造,成为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红军中也有一些干部出身旧军队,过去拿较高薪饷,后来逐渐接受官兵一致的原则。
毛主席说,关键不在于队伍人数多少,而在于路线是否正确。1935年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双方兵力差距很大,张国焘曾以人多势众强调自己的主张。毛主席借此说明,人数和声势都不是决定方向的根本因素,政治路线才是关键。
刘俊秀听得很认真。这个问题之所以让他感到亲切,是因为他早年就接受过毛主席的教育。1934年,经任弼时推荐,他进入中央苏区马列主义大学学习,曾多次聆听毛主席授课,也到毛主席住处请教问题。
那时的刘俊秀还很年轻,却已经开始接触根据地建设中的实际难题。后来,他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既要做群众工作,也要筹集粮食、侦察道路,还承担过保护首长等任务。革命工作没有固定的样子,哪里需要,便到哪里去。
长征和西路军经历,使他的性格更加沉稳。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刘俊秀进入西路军作战序列,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战斗和转战。此后,他又在晋绥地区负责组织工作,为部队筹集军粮和军装,一个多月内完成了120师所需的物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刘俊秀长期在江西工作,先后负责组织、农村和水利建设。他没有把农村工作停留在口号上,而是实地考察赣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以及鄱阳湖,提出“上蓄、中滞、下泄”的治水思路,主持推进赣抚平原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见效后,部分农田由提灌转为自流灌溉,旱涝灾害造成的影响有所减轻。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粮食生产受到冲击,但赣抚平原等工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江西在保障本地需要的同时,还按中央要求调出粮食支援其他地区。
周恩来曾在一次谈话中半开玩笑地说,敬酒可以,但要增加粮食外调。刘俊秀面对的并不是酒桌上的热闹,而是农村生产、灾害防治和群众吃饭这些硬任务。毛主席视察江西时,称赞他是农业专家,原因就在于他长期扎在实际工作里。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熟悉农村和水利的干部,也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周恩来把他接到北京保护,后来在毛主席批示下,他于1970年重新回到江西。此后,他继续负责老干部和农村工作,晚年还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西的落实。
1985年,刘俊秀在南昌病逝,享年81岁。按照他的遗嘱,部分骨灰被安放在万安水电站大坝船闸奠基混凝土内。一个曾在井冈山听课、在长征路上跋涉、又主持江西水利建设的老党员,最终与那座改变农田命运的工程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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