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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山赏樱(局部),鸟居清长绘。飞鸟山在东京都北区,现在仍然是赏花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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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山赏樱(局部),鸟居清长绘。飞鸟山在东京都北区,现在仍然是赏花胜地。

花开花落,落有各种落法。走过东京的街巷,据我所见,起码有三法:飘零、枯萎、整朵堕地。飘零的代表是樱花,枯萎是紫阳花,整朵堕地的是椿花。

椿的身份有一点复杂。隋炀帝诗曰:“海榴舒欲尽,山樱开未飞”;海榴,或者海石榴,专家说它是山茶花的古称,也就是日本常见的椿,又叫作薮椿。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日译为“椿姬”。椿从入冬开到初春,当山樱开花时它将要开完,所以,隋炀帝虽然对日本妄自尊大很生气,但这两句诗用来说日本也恰到好处。唐代灭佛的宰相李德裕写道:“花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或许中原一带的海榴即取自日本。又有古人云:“山茶似海榴,出桂州。”椿花和山茶花似也不似,日本山茶花一瓣瓣飘零,而椿花还没蔫便整朵整朵地掉落,直叫江户时代的武士脖颈子发凉,因为那好像切腹时叫“介错”的站一旁协助,挥刀砍掉了脑袋。

紫阳花,我们叫绣球花,日本人在白居易活着的时候就拿来他的诗句给花起了名:“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中国之名状其形,日本之名示其色,各有千秋。宋人郑思肖咏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紫阳花也这般死死抱住枝头不撒手,弄得碧叶千张竟好似陪葬。

樱花,现在就是指克隆的染井吉野樱,一朵花五瓣,一瓣瓣零落,一街树、一片林几乎齐刷刷落光,功成身退,不再给绿叶搅局。美裔日本文化研究家唐纳德·金却有点意见:樱花落一地,打扫起来很麻烦。郭沫若也有过类似的看法,那是咏牡丹:“花开后把花瓣洒满了园地,只觉得败坏了风光,令人惆怅。”不知是学习日本,还是继承我们古人的“遍地落花浑不扫”或“满地梨花无人扫”,听说上海近来有不扫落樱的举措,以制造景观。

隋炀帝的两句诗,“欲尽”或“未飞”,着眼于花落,欣赏的是花开。网上听人唱“樱花最美的时候是飘落”,这种美意识大概从日本进口的。如果说明治维新的影响主要在知识人层面,而今日本文化则直接影响大众,尤其青少年。日本的樱花真的是飘落最美吗?

9世纪下半叶的歌人纪有则咏樱:“ひさかたの光のどけき春の日にしづ心なく花の散るらむ”(春光悠悠日,樱花心难宁,不待著风雨,匆匆逐流星)。这时候诗人描写樱花之来去匆匆,还没有无常之感,只是一个旁观者,感叹樱花的短暂。南唐后主李煜早吟过“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花都美丽,都会落,只是樱花的短暂太过显眼,更易于使人生发感叹罢了。12世纪歌人西行意识到无常,出家为僧,却执着于樱花之美,最终想死在樱花下。日本的佛教不纯粹、不彻底,与世俗纠缠不清,仿佛做到了“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西行这样的,说是僧侣,却惟有和歌留其名。有人说:在樱花的美丽中竟至发现散落的命运是西行无常观的第一特征。对于落花,中国人发现的美,要么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要么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并非拼命看出无常来。日本人止步于无常,低回不已,苏东坡认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看破了无常,一切就正常而平常。正当日本人对自然和生活不知所措时,佛教的无常观传入日本,似懂非懂地接受,一切都无常起来。广为人知的樱花猝然开花、转瞬飘落,被当作无常的象征,称之为无常之美,到处贴这个标签,或可算作他们的达观。苏轼总是看得开:“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种审美必须有多样审美才做得到,不然,只能拿无常说事。

大约西行死后一百年,14世纪上半叶出了个兼好,也是出家人,被称作兼好法师。不爱凑热闹,尤其厌恶人们在花下饮酒作乐,还折枝带回去。愤愤然写道:云遮月、花飘落才是最美的。此僧有个性,甚至有点矫情。他说“世上妙就妙在无常,无一定之规”。夏蝉不知秋是大自然给它的定数,樱花短暂,年年岁岁皆如此,就属于正常。兼好主张“人活得再久,也不如不到四十岁就死掉的好”,可他本人活到七十岁,是当时平均年龄的两倍,而且说这话时已经“悠然过四十”。17世纪兼好法师所著随笔《徒然草》大热,但18世纪批判儒教、佛教之类思想的国学家们斥之扭曲人的自然心态,是“伪古典”。

兼好法师死后将近三百年出生(1644年)的芭蕉是俳圣,吟道:“木のもとに汁も鱠も桜かな”(树下铺筵席,酱汤鱼脍都不见,落满樱花瓣)。这是咏落樱,但没有兼好法师似的偏好,而是依世俗在盛开而欲尽未飞的樱花下设宴,看樱花落满酒席上。并非赏落花之美,而是欢喜装点了酒宴。樱花是雅,吃喝是俗,以俗搞笑雅,这就是俳谐。芭蕉不脱离俗,俗中求雅,努力提高俗的境界,也就是他说的“高悟而归俗”。此作的意境有点像白居易的“酒盏酌来须满满,花枝看即落纷纷”,但作为俳句,芭蕉到此为止,而白诗接着是“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倒有点无常了。

芭蕉又吟道:“年々や桜を肥やす花の塵”(年复一年兮,养得樱树如绯云,落花之轻尘)。花散归根,这首俳句的意思不就是“化作春泥更护花”吗?江户时代从室町时代(包括战国时代)的忧世变为浮世,不再为战争而忧心忡忡,浮世若梦,及时行乐。芭蕉咏落花,虽然西行是他崇敬的古歌人,但完全没有西行那般的感伤。

日本俳谐史上先后出现过贞门派、谈林派。谈林派的领袖是西山宗因,芭蕉推崇他为俳谐中兴之祖。宗因咏樱:“ながむとて花にもいたし頸の骨”(痴痴仰望久,花轻如云也伤人,我的大脖筋)。无疑,花正在头顶上盛开。宗因这是拿西行的和歌取乐,用市井的“俗”解构了和歌的“雅”。西行吟道:“ながむとて花にもいたく馴れぬればちる別れこそかなしかりけれ”(痴痴仰望久,与花也相亲,一旦飘零去,别离伤我心)。歌中的“いたく”(甚)被宗因谐音为“いたし”(疼),借以取笑歌人的多愁善感,实话实说,回归人的本然状态——仰头久了脖子疼。

18世纪的国学家本居宣长爱樱花,晚年咏樱三百余首,结集《枕之山》。西行的心愿是死在樱花下,而本居宣长遗言在他墓前植樱树;当然是山樱,那时尚未嫁接出染井吉野樱。中国自古用松竹梅菊象征人的精神与品格,本居宣长大力排斥儒佛,用樱花象征日本人的精气神儿,写有一首和歌:“敷島の大和心を人とはば朝日ににほふ山桜花”(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日飘香山樱花)。如今遍布日本列岛的樱是染井吉野樱,同一气候条件下一齐开花一齐谢,然后长出满树的绿叶,而山樱一边长叶一边开花。京都御所紫宸殿前的樱是山樱。本居宣长咏的是飘香,不是飘落。他说过:如实地感受,不用理性来梳理感情,乃日本人独具的审美。

1894年甲午战争之时志贺重昂出版《日本风景论》,言及樱花,反对拿它当国花,主张日本是松树国度,无处不有的松柏足以涵养日本国民的气象。欧美诸国早春无梅花,晚春无樱花,不足以言春。可是,樱花虽美,却蓦地烂漫,蓦地乱落,不抗风,不耐雨,狼藉委春泥,当不了日本人气质的标准。他要结合松树和樱花构成将来日本的国民性。

1899年新渡户稻造出版《武士道》,书中引用了本居宣长的这首和歌,与武士道结合,使它一下子走红,连香烟的牌子都叫了“敷岛”、“大和”、“朝日”、“山樱”。再后来,神风敢死队也采用这些词命名。大和心改为大和魂,飘香变成飘落,蛊惑年轻人送死要赶早。战败后就只谈樱花乃日本美意识的象征,内里是无常或物哀什么的。

看落花也是一种情趣,可以作诗,可以歌唱,但据我侨居日本四十年之经验,日本人爱樱爱的是盛开,而不是自找无趣。某友懊恼因工作而错过在盛开的樱花下聚饮,甚至骂一声早泄。上野的樱花即便也无非是这样,烂漫的时节,花下满是寻欢作乐的人群,几不见白地,当然也缺不了外国游客。还记得初到日本时,以为他们爱飘零,特意等到落樱时又去上野看,人影寥寥,倒也真的生出些人去楼空的闲寂之感,也就是日语汉字写的“寂”,读若SABI。

原标题:《花该怎么落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