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整理旧柜子时,翻到那只蓝边搪瓷杯的。杯口缺了一小块,底下还粘着当年贴过的价签,字已经磨得看不清;我拿在手里,想起厂里资料室那个姓周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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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八十年代末,我们都还没成家,在同一栋办公楼里上班。她常来借报纸,走时把报纸折得整整齐齐,有一回却把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夹在里面,后来又红着脸来问我拿回去没有。

我没有把纸条还给她,也没有打电话。那张纸后来被我夹进一本《工人日报》,搬家时弄丢了;可她站在门口等我翻找的样子,倒留了下来,连她袖口脱了线的地方,我都记得。

那几年,厂里的人中午都在食堂吃饭。我的铝饭盒边缘磨得发亮,她带来的饭盒盖子有一道凹痕,我们有时挨着坐,交换一块咸菜或半个煎饼,旁人说笑时,她会把声音压低,问我晚上还加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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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加班到很晚,她替我把桌上的图纸收好,手指碰到我的手背,停了一下,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去关灯。回宿舍后,我在洗脸盆边站了好一会儿,第二天见面,我们说的仍是那份报表,仿佛昨晚只是灯坏了。

后来她调去外地,我也结了婚。临走前,她把一本旧通讯录还给我,封皮上有油渍,几页边角卷着;我说路上小心,她点了点头,没说以后联系,我也没追问。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记住的究竟是她,还是那点没说破的心思。人年轻时,日子紧,话也少,连一句多余的关照都显得郑重;没有后来,反倒给记忆留了空处,旧事便总能从那空处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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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是时时惦记她。搬家、养孩子、照料老人,手头的事一件接一件,等到有空翻出旧发票、粮票,才会想起那栋楼里窄窄的楼梯,想起她借走又还回来的报纸,纸边被她的指甲压出一道浅痕。

前些年我托人问过她的消息,知道她过得平常,有儿女,也退休了。听完我只说了声好,晚上回家,把那只搪瓷杯洗了洗,放回柜子里;我起身倒了半杯水,再把抽屉推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