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慧珍,今年五十一岁,广东中山人,在石岐开了二十多年早餐店。今天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的儿子周予安,在我和他爸爸的手里,停止了呼吸,二十二岁。医生说,骨肉瘤晚期,全身转移,他已经拼了十四个月。我按着他还有余温的手,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阿安,你列的那张单子,妈妈替你一条一条做完,你放心去,不要遗憾。”他到最后一刻,眼睛已经看不清了,可他还是朝着我的方向,极轻地笑了一下。今天下午,我坐在他住过的房间里,想把我儿子二十二年的人生,特别是他最后这十四个月的事,写下来。不是要人同情,是要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叫周予安的年轻人,他来过,很认真地活过,走的时候,把能给的都给了。如果这个故事能让某个正在医院的年轻人、或者某对陪着孩子的父母,多一分力气,那我儿子的遗憾,就少了一分。
我儿子予安,是中山本地一所大学大三的学生,学的是土木工程。这孩子从小就不是省心的乖孩子,也不是混日子的差孩子,他是那种“心里装着事”的孩子。小时候蹲在工地围挡外面看挖机,一看一下午;初中自己做木工,给我们家的阳台打了个花架,歪的,用了二十年;高中迷上桥梁,说以后要“设计一座自己的桥”。他大学报志愿,第一个志愿是桥梁工程,分数差了七分,掉到土木,他安慰我说:“妈,殊途同归,桥也是土木。”他有个习惯,从高中开始,随身带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三个字:“想做事”。里面记的全是他的心愿:爬一次黄山、教妈妈用智能手机(这条旁边画了个哭脸,写着“失败三次”)、大三前拿一次奖学金、设计一座人行天桥的方案投给市政、带爸妈去看一次港珠澳大桥、学会做我妈的沙溪扣肉……这些愿望,小得很,也实得很。查出来病之前,他划掉了两条:奖学金,拿到了;扣肉,学会了一半,我吃着他做的第一锅,咸了,他记了一笔“第二次改良”。
病是前年十月查出来的。起因是膝盖疼,他跟我们说是打球扭的,拖了两个月,直到走路开始跛,我硬押着他去检查。片子出来那天,我一个人先看的,医生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的腿是软的,骨肉瘤,左边股骨下端,恶性肿瘤,年轻人里最凶的几种之一。我在医院走廊上蹲了二十分钟才有力气回去跟儿子说。跟他说的时候,我预备了一百种瞒法,结果他听完,比我镇定,他问医生的第一句话是:“保不保得住腿?”第二句是:“什么时候能回学校?”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二十二岁的孩子,是把病当成一场“耽误了工期的工程”来接手的。化疗八个疗程,他把每一次的血象、药量、反应记在手机表格里,做得比护士还规范;头发掉光了,他买了五顶帽子,按心情换;同病房的小孩哭,他就用橡皮泥给人家捏挖机,捏得比真的还像。他爸爸一个大男人,躲在楼道里哭完,进去还能陪他打牌。那段日子很难,可我们仨有个默契:病房里不哭,眼泪都在楼道、在洗手间、在超市停车场解决。
今年三月,手术做了,截肢,左腿膝盖以下。我原以为这是全家最难过的一关,没想到,是儿子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从麻醉里醒来,第一句话是问麻醉师:“下半身什么时候有知觉?”第二句话是对我说:“妈,别哭,你看,以前是膝盖疼得走不了路,以后是假肢,装了假肢,我还能走路,是升级。”他在病床上给自己的小本子添了一条:“学会用假肢,走到港珠澳大桥上走一个来回。”出院以后,他在家练习假肢,摔了多少跤我数不清,他不让扶,说“工程质量要自己验收”。六月,他坐着轮椅回学校答辩,毕业设计做的就是他高中写在小本子上的那个愿望:一座跨越岐江的人行天桥方案。答辩那天,他的老师后来告诉我们,全场鸦雀无声,因为他画的每一张图,比例、荷载、细部,都是他左手打字、右手垫着画板在病床上改出来的。方案拿了优秀,老师私下跟他说:这个方案,系里想帮他投给市里的相关竞赛。他那天回来,破天荒喝了一罐啤酒,说:“妈,我的桥,可能真的会有。”那是我儿子人生里最高兴的一天,比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还高兴。
七月复查,坏消息来了:肺部转移,多发。医生把我们叫出去,说话很委婉,可我们是学了十四个月“医学术语”的家属,听得懂。回到病房,予安已经从我们的脸上读出来了。那天晚上,他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把他转回家附近的医院,他说:“我要在家里附近,来探望方便,你们也少跑。”第二个请求,他让我拿来那个小本子,他把剩下的心愿,一条一条排了序。他说:“妈,医生的话我听懂了。我不怕死,我是遗憾,事情做到一半的滋味,你们不懂。”他给我们看他本子上的清单,划掉的、没划的,还有新添的。没划的头几条是:把天桥方案完善到可投稿的深度;教会妈妈视频剪辑(他发现我把拍他康复的视频拍得乱七八糟,说要剪成片);陪爸爸钓一次夜鱼;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万一能帮到同病房那些小孩”;再吃一次外婆做的栾樨饼。从那天起到前天凌晨,一百多天,他没有一天在“等死”。他右手能动的日子,就改图;疼得画不了图的日子,就口述,让我记;他还在病友群里做“病史翻译官”,把医生的话翻成大白话,群里八十多个家庭,都说“阿安一解释,心里就有底”。九月底,他在病床上签了遗体和角膜捐献同意书,签的时候他跟医生说:“我的瘤子不能用,但我的角膜好得很,我眼睛一直很好,别浪费;骨架给医学院,我学土木的,最后当一次‘教具’,也算是给学弟学妹们上的最后一课。”医生红了眼眶,他倒安慰人家:“阿姨,我是学结构的,我知道什么叫物尽其用。”
他走前的最后一个月,是按“周”过日子的。每一周,他定一个小目标:第一周,把图纸改完最后一版,他真改完了,上周五,他老师来家里,把那份方案收走了,说市里的人行天桥概念征集,一定替他投,临走时这五十多岁的教授,在我家门口鞠了一躬;第二周,教我剪视频,学不会就骂我,骂完自己先笑,我们的第一条成片,标题是他起的:《我妈学剪辑的第14天》,最后十分钟他睡着了,是我剪完的;第三周,让他爸请了假,我们仨在他房间支了个鱼竿架,在岐江边钓了三个晚上,一条鱼没钓上来,他说没关系,“鱼上不上钩是鱼的事,出不出摊是我的事”;第四周,他想吃外婆的栾樨饼,外婆九十岁了,从沙溪做了两盒拎来,他吃了半个,说“还是外婆的手艺没有bug”;最后两周,他大部分时间在睡,醒着的时候,他让我把小本子交给他爸爸,交代了三句话,一句给他爸:“爸,桥要是真建起来,你替我去看,走中间那条道。”一句给我:“妈,早餐店别关,要是有人问起我,你就说,你儿子是个想修桥的人。”最后一句,是对着我们俩说的:“我这辈子,二十二年,读了书,学了手艺,画了一座桥,交了朋友,吃了扣肉,钓了江,走的时候眼睛还能给人用,我不亏。就是舍不得,舍不得你们,舍不得那条没建起来的桥。舍不得,就舍不得吧,说明这辈子值得。”
今天早上,他的角膜已经完成了移植手术,医生打电话来说,两位受捐者,一位是十九岁的女孩,一位是六十五岁的爷爷,手术顺利。我跟予安的爸爸说,以后中山要是下雨,就当是阿安在替那两个人看雨。下午,学校来了几位老师,送来一样东西:市里的天桥方案征集,予安的设计入围了终审,评审意见写着“结构逻辑清晰,人文关怀突出”,他们说,明年如果方案真的落地,桥边会留一块铭牌。我不知道那座桥最后会不会真的建起来,但我知道,我儿子画的每一根线,都会在某个工程师的电脑里活下去;他教我剪的视频,已经有了四千多播放,评论区里,有他病友群里的家长留言说,孩子看了片子,肯吃药了。凌晨三点十七分,我的儿子走了,带着遗憾与不舍。可是今天,我坐在他的房间里,看着他那张心愿清单,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遗憾这个东西,不是没做完的事,是做完了却没有人接着做。所以我不打算让他的事停在这里。我六十岁生日那天给自己立过誓,要活到看孙女出嫁,现在我改了主意,我要活到那座桥建成的那天,替阿安走一个来回,走中间那条道。丧事按他交代的办,不收花圈,不设灵堂,把省下来的钱,捐给病房里那八个还在治的孩子。他爸爸在阳台上坐了一下午,天黑的时候回来说了一句话:“慧珍,阿安这条命,短是短,可他把自己的桥,一根桩一根桩,都打进去了。”是的,我的儿子周予安,二十二岁,中山人,一个想修桥的人。他的桥还在图纸上,但他这个人,已经是很多很多人心里的一座桥了。深夜里,若有陌生人从这座城路过,请替我在岐江边站一站——江风要是掠过你的脸,别怕,那是一个年轻人,在替这个世界,多看了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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