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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病房里,一个42岁的男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肚子胀得像扣了一口锅。 推门进来的女人,是他结婚十四年的妻子。她手里没端汤,没拿药,拿的是一张离婚协议书。男人看了一眼,没吵,没闹,一只手扶着床沿,另一只手抖着把名字签了。签完,泪流满面。三个月后,他死了。这个人叫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那个路遥。

你说他渣不渣? 站在林达的角度,渣得明明白白。

林达是北京知青,当年跟路遥谈恋爱的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自己只留饭钱,剩下的全寄给在延安大学读书的路遥。一件衣服穿好几年,连件新的都舍不得买。结了婚,林达在杂志社上班,早出晚归,带孩子、做家务、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路遥呢?他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下午动笔,写到凌晨三四点,家里的事一概不管。老婆上班走了,他还在睡;老婆下班回来,他刚起床准备“上班”。饿了就翻冰箱,找根剩油条、半根黄瓜对付一口,实在没吃的,敲邻居的门要个冷馍。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路遥抽烟,要抽好的;喝咖啡,要喝洋的。他一个月工资一百五,烟钱咖啡钱一个月能干到两百多,工资连烟钱都不够。稿费呢?《平凡的世界》写六年,光抽烟抽掉的钱,够在老家盖五六孔窑洞,而这部书的稿费只有三万块。钱从哪来?林达的工资往里填。 一个家,男人把钱烧成烟、喝成咖啡,女人拿工资养孩子、养房子、养男人。换你,你受得了?

所以林达提离婚,不是一时兴起。 前前后后提了三次,前两次路遥都拖,理由只有一个:女儿还小,不想让孩子没妈。拖到第三次,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拖了。弟弟王天乐后来写了一句话,算是替嫂子说了句公道话:“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这话从路遥最亲的弟弟嘴里说出来,分量比外人骂一万句都重。

但你要是只停在“路遥渣”这三个字上,就把这个人看扁了。

他对女儿,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写《平凡的世界》最苦的那几年,他一个人窝在陕北的招待所里,元旦夜想女儿想得掉眼泪,在文章里写:“你醒着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女儿春游要三明治,小县城买不到,他跑到西安的宾馆,两个六十块,大半个月的工资,眼都不眨。女儿说要学钢琴,他二话不说借钱买一台,琴抬回家,女儿弹了几天嫌累,他也不逼,琴就那么摆着落灰。

他对兄弟,也不是没有心。 四弟王天乐,一个农民,路遥求爷爷告奶奶把他弄到煤矿当工人,又一步步弄进《延安报》《陕西日报》当记者。海波是他的挚友,路遥为了给他找工作,四处求人,不厌其烦,先弄到青海当编辑,又调回西影厂做编剧。他不是不会帮人,他是把力气用在了极少数人身上。

问题就出在这儿。 那些早年帮过他的朋友,看他红了,想见一面,说几句话,路遥一概不见。朋友骂他“白眼狼”,海波跑去劝他,路遥撂下一句话:“这号话你以后不要给我说。”你说他绝情,他确实绝情。但他的逻辑是:我把命都押在写作上了,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分给“叙旧”这件事。

最扎心的一刀,来自他死前最想见的人。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原型,路遥说过“没有天乐,就很难完成这本书”。后来兄弟俩闹翻了,原因不复杂:王天乐背着他,以他的名义跟别人伸手要钱。路遥这个人,穷归穷,骨头硬,最受不了这个。两个人脾气都刚烈,说断就断。路遥病重躺在医院,希望王天乐来照护,托人打了好几次电话,王天乐迟迟不来。他死的时候,守在身边的,是另一个弟弟王天笑。出版社后来出《早晨从中午开始》,原本写着“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那句话,直接删掉了。

那林达呢?她真的只是那个“狠心的女人”吗?

路遥葬礼上,林达和女儿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的是:“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一听我们的哀诉……”不是控诉,是哀诉。十四年的婚姻,她供他上学,养他生活,替他撑住一个家,最后在病房里递上一张纸。你可以说她决绝,但你不能说她没给过机会。她给过十四年。

路遥自己心里清楚。 签完字,他没有恨林达。他大概比谁都明白,他把命交给了一件事,那件事叫《平凡的世界》。交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朋友、妻子、兄弟,都是被那件事挤出去的人。他不是不想做个好人,他是真的没有余力了。

所以“路遥到底有多渣”这个问题,答案不在“渣”字里。

他在人情世故这张卷子上,确实不及格,而且他自己知道,他也没打算补考。但你用“丈夫”“朋友”“兄弟”这三把尺子去量他,量出来的结果是一回事;你用另一把尺子去量,量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问题是:一个人把命交给了一部作品,他就活该在所有人情考卷上挂科吗?还是说,我们骂他“渣”的时候,其实是在用一套他根本就没坐下来答的卷子,去判他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