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离婚协议放在餐桌上那天,我刚把副县长的任命文件从公文包里抽出来,想给她看。

“周明远,签了吧。”她拿筷子头点了点那沓纸,“你那个农机站副站长的位置,坐了多少年了?我往上走一步,你就往后退一步,咱俩中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我捏着文件,纸边有点硬,割手。我说我先看看。她说看什么看,房子归你,存款对半,车你开走,我净身出户都行。

我说至于吗。她就笑了,那种笑法,像看一个算数算不明白的孩子。“至于。”她说,“我下半辈子不想再跟人解释,我老公为什么连个正科都混不上。”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天快亮的时候她起来收拾箱子,我才发现她东西早就归置好了,衣柜空了一半,梳妆台上只剩一瓶落了灰的护手霜。

她临走站在玄关,手搭在门把上,没回头:“你那盆仙人掌记得浇水,别又干死了。”

门关上之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客厅挂钟走针的声音特别响,一下一下的。

离婚手续办得比我想的快。从民政局出来,她看了眼手机,说有事,先走了。走两步又回头:“对了,你那个站里不是要换届吗?你跟老郑说说,别老梗着脖子。”

我那个农机站副站长,确实坐了些年头。站里统共七个人,我管技术推广,一年到头跑乡镇,修播种机、调收割机、给农户讲农机补贴怎么申。鞋底常年带着泥,后备箱里搁着扳手和机油。

老郑有回喝酒跟我说:“明远,你这人吧,干活是块料,就是不会来事。”他拿筷子点我:“你看看你媳妇,人家那才叫往上走。”

那时候还没离。我回家把这话学给她听,她正在涂指甲油,头都没抬:“老郑倒是明白人。”

她这人说话就这样,不拐弯。她当副县长之前是发改局的副局长,管项目审批,天天跟数字打交道,回家看我也像看一个效益不好的项目,评估来评估去。

离婚第四个月,市里下来一个扶贫检查的通知。我们站对口帮扶的是青石乡三个村,老郑把材料往我桌上一推:“你去吧,我腰不行,坐不了长途车。”

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在阳台给那盆仙人掌浇水。她走之后我把它从客厅挪到了阳台栏杆边上,风吹日晒,反倒长得精神,刺都支棱起来了。

第二天一个村一个村地看台账、核数据。到第三个村,村支书老赵拉着我说,想弄个农机合作社,统一种统一种收,省得各家各户自己买小拖拉机,买得起养不起。我说我回去打报告。

回城的路上老郑来电话:“市里那个扶贫汇报会,后天上午,你替我去一趟。市委那边点名要分管技术的去,把合作社的事说说。”

汇报会那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市委大院。上到三楼,走廊里已经坐了一排人,个个手里捧着材料在那儿默念。我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把汇报稿又过了一遍,纸边都让我捏软了。

然后我看见了她。

她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也捧着一沓材料,身边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她瘦了,头发剪短了,走路还是那个节奏,脚跟先着地,踩得又稳又快。她走到会议室门口,抬头看了一眼门牌,没进去,转身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下了。

那个位置,离我不到五米。我低下头看材料,眼角余光里她的西装下摆垂在椅子边上。她应该也看见我了,我确定,因为她坐下之后把材料翻得特别响。

我听见她跟那个年轻人说:“把数据再核一遍,第三页那个增长率,小数点后两位都别错。”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会议室门开了,出来一个人招呼:“青石乡的汇报在哪个?”我站起来:“我是。”那人看了看单子:“周明远,你排在第七个,进去等着吧。”

我往门口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的头一直低着,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她捏着材料的手指头,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没有涂甲油。

汇报很顺利。老赵说的合作社的事,我讲了七分钟,市委副书记问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机补贴到位率和合作社分红模式的,我手里有数据,答得还算利索。

出来的时候走廊里人已经散了。路过那排长椅,椅子上放着一样东西——一个不锈钢保温杯,杯身上贴着一小条胶布,上面写着“周”字,字迹又细又硬,我认得。

那个保温杯是我用了好几年的,她走那天我找了一圈没找着,以为落单位了。杯子下面压着一张便签,上面只写了一句:“你那个汇报材料第七页,合作社分红那块,数据对不上,我改了。”

我翻出材料看第七页。分红比例那一栏,我原来写的是“按出资比例分配”,她用笔划掉了,改成“按交易量返还为主、出资分红为辅”。旁边用铅笔小字注了一行:农户更认这个,你写那个没人听得懂。

我拿着杯子往楼下走,在二楼拐角差点撞上人。是她,靠在窗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知道,但是那个项目你不能这么压,人家合作社刚起步……行行行,我回去再说。”

她挂了电话一抬头,跟我对了个正眼。

“你杯子落了。”我说。

“嗯。”她伸手拿过去,拧开盖子看了一眼,又拧上,“我泡了茶,你喝吧,反正我也不喝这个。”

“你刚才在外面等两个钟头,就为改我材料?”

她没接这话,把杯子往我手里一塞:“你那个第七页,不改人家以为你糊弄。青石乡那个老赵,以前我在发改局去过他们村,那个人实在,你别给人办砸了。”

说完她转身下楼,高跟鞋磕在台阶上,噔噔噔的。下了半层,她抬头补了一句:“你那仙人掌别搁阳台外头,冬天冻死了别找我哭。”

后来我没再见过她。那个合作社的事批下来了,老赵高兴得在电话里直喊,说要给我送一面锦旗,我说你千万别,你送了我还得找地方挂。

杯子我拿回来了,茶叶泡开之后是整片的叶子,挺好的茶。我喝完了洗杯子,发现杯底原来有一道裂,拿胶粘过,是她粘的。那会儿还没离的时候,有一回我失手把杯子摔了,她一边骂我一边拿胶水给粘上了。

我把杯子搁在办公桌上,天天用。老郑看见了说:“哟,这杯子又找着了?”我说嗯。他就笑,说你这人,东西丢了又找着,人也一样,该回来就回来了。我没接话。

上个月我去青石乡看合作社运转情况,老赵领着我在地头转,忽然说:“周站长,上回市里来检查,有个女领导专门问你们这个合作社,还问了你。”

“问我什么?”

“问你调走了没有。我说没有,还在站里呢。她就哦了一声,没再说啥。”老赵蹲下去拔了棵麦苗看根,又说,“那个女领导,说话跟你有点像,都直来直去的。”

我站在地头,风把麦叶子吹得索索响。远处有台拖拉机在地里跑,突突突的。

回家之后我把那盆仙人掌从阳台外头搬回屋里了,搁在窗台上。它长歪了一点,我拿根筷子给它支棱着。浇完水手上扎了个刺,我拿指甲刀夹了半天才拔出来。

杯子里的茶垢我拿牙膏刷了刷,没刷干净,就那么留着吧,反正也不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