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五代后期统一进程,王朴献《平边策》、周世宗定下“先南后北”方略,历来被捧为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甚至比肩《隆中对》的千古奇谋;主流叙事称其体现了周世宗君臣的远见卓识。可舆论建构一旦拆解,这套方略更像基于实力对比的避强务实选择,而不是主动规划天下顺序的高明奇谋。
后世常将《平边策》视为“先南后北”战略的总纲领,但其核心逻辑从来不是主动规划统一顺序,而是基于实力对比的“柿子捡软的捏”。《旧五代史・王朴传》完整收录了这篇策论,开篇即点明统一的核心方法:“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
在王朴的设计中,南唐是最先攻取的目标,原因很简单:南唐疆域广阔、财富充足,但军队战斗力最弱,且与后周接壤线最长,最容易找到突破口。而对于北方的契丹与北汉,策论的定位十分清晰:“惟并(指北汉)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其力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至于契丹,更是被放在了统一战争的最后一环,默认其为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一思路完全符合后周立国之初的现实处境。郭威代汉建周时,北汉刘崇立即在太原称帝,依附契丹与后周为敌,屡次联合辽军南下侵扰。广顺元年北汉与契丹联军围攻晋州,后周只能被动防守,靠天寒与敌军补给不足才逼退对手。正如顾宏义在书中所分析的,后周从建立之日起,就始终面临北方强邻的军事压力,根本不具备主动北伐、与契丹主力决战的实力。先打南方弱国,既是积累财富、扩充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避开契丹锋芒的无奈之举。
后周之所以将契丹放在统一序列的最后,绝非战略设计上的“先易后难”话术,而是基于军事、经济、地缘三重短板的现实妥协,双方实力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军事层面,后周禁军的战斗力起初远不足以对抗契丹铁骑。显德元年高平之战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北汉联合契丹南下,周世宗亲征迎敌,两军刚一接战,右翼主将樊爱能、何徽便率骑兵不战而溃,“步兵千余人解甲呼万岁,降于北汉”,周世宗本人几乎陷入绝境,靠赵匡胤等亲兵将领拼死冲锋才勉强扭转战局。《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记载,战后周世宗怒斥逃将:“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
经此一役,周世宗才下定决心整顿禁军,裁汰老弱,选拔武艺超绝者组建殿前诸班,后周军队战斗力才有了明显提升。但骑兵短板始终无法弥补:契丹以游牧骑兵为核心,机动性极强,作战无需后勤辎重,靠“打草谷”四处抄掠补给;而后周军队以步兵为主,在华北平原的开阔地形上野战,天然处于被动。即便到了后周鼎盛时期,也只具备守城与短促出击的能力,远没有长途北伐、与契丹主力决战的底气。
经济层面,中原久经战乱,根本支撑不起大规模对契丹的长期战争。自唐末藩镇混战到五代更迭,华北地区连年兵祸,户口凋敝,府库空虚。郭威、柴荣在位期间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国力恢复需要时间。仅三征淮南一役,后周就前后耗时三年,征调数十万丁夫,消耗钱粮无数,已经让中原财政承受了巨大压力。若直接启动对契丹的全面北伐,补给线从开封延伸到幽州,路途更远、消耗更大,以当时后周的财政能力,完全无法支撑长期作战。
地缘层面,燕云十六州的丢失,让后周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石敬瑭割地之后,华北平原北部无险可守,契丹骑兵可以随时南下劫掠,后周北部防线从沧州到定州绵延千里,处处需要分兵把守,很难集中全部兵力北伐。一旦主力深入幽州,契丹骑兵迂回切断后勤线,北伐大军就会陷入险境。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后周始终面临两线作战风险:南唐、后蜀在南方窥伺,契丹、北汉在北方施压,根本不具备全力北伐的外部条件。
后世推崇周世宗北伐能力,最核心的依据就是显德六年的三关大捷:周世宗率军北上,仅用四十二天就收复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以及宁、莫、瀛三州,兵不血刃拓地千里。很多人据此认为,若周世宗不突发重病,必然能一举收复幽州、平定燕云。但细究史实就会发现,这场胜利的水分极大,根本不能证明后周具备击败契丹主力的实力。
首先,三关及周边州县的守将均为汉人,对契丹本就忠诚度不高,后周大军一到便望风归降,全程几乎没有发生战斗。《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六》明确记载:“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益津关守将终廷辉、瓦桥关守将姚内斌、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都是直接开城投降,后周军队没有付出任何伤亡。
契丹主力始终没有南下参战。当时辽穆宗嗜酒怠政,辽朝政局动荡,契丹精锐骑兵全部屯驻在幽州以北的草原地带,三关、瀛莫一带只有少量汉军驻守,根本没有部署契丹主力部队。辽穆宗得知三关失守后,甚至轻描淡写地表示:“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契丹国志》卷五)可见在契丹的战略认知里,三关只是边缘地带,幽州才是核心防线,丢掉三关无关痛痒。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周世宗商议进军幽州时众将的态度。当周世宗提出乘胜攻打幽州时,随行将领几乎一致反对:“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众将的反对绝非胆怯,而是基于对双方实力的清醒判断:一旦打到幽州,就要面对契丹主力骑兵,后周军队没有必胜把握,甚至有全军覆没的风险。周世宗执意进军,结果当晚就突发重病,不得不班师回朝,北伐就此中断。
顾宏义在书中明确指出,三关之胜是特殊条件下的侥幸成果,不代表后周具备了击败契丹主力、收复整个燕云的实力。后世常以“周世宗不死则燕云可复”作为假设,其实是忽略了双方真实的军力差距。
“先南后北”之所以被不断神化,本质是后世叙事的叠加。一方面,周世宗三十九岁便英年早逝,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人们倾向于将未完成的事业,脑补成必然成功的伟业;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为凸显本朝统一天下的合法性,往往抬高周世宗的战略设计,将其塑造成“未竟的伟业”,以此证明宋朝延续这一路线的正确性。
但剥离后世附加的光环就会发现,“先南后北”的逻辑非常朴素:打不过最强的敌人,就先吞并弱国积蓄力量,等实力足够了再与强敌决战。这是任何一个理性政权在实力不足时都会做出的务实选择,谈不上多么玄妙的奇谋。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完全延续了这一路线,先平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统一南方之后再北伐北汉、契丹,本质也是基于同样的实力判断。
不能否认,先南后北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正确选择:吞并南方诸国后,中原政权的人口、财富、兵员都大幅增长,为后续对契丹作战积累了物质基础。但如果将其拔高为“千古神策”,将其归因于王朴、周世宗的超凡远见,就脱离了历史实际。这一方略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明显的妥协色彩——它不是不想先收复燕云,而是以当时的实力,确实打不过契丹。
纵观五代后期的历史进程,“先南后北”始终是一套基于现实约束的务实方案,而非什么高瞻远瞩的天才设计。它的底色,是中原政权在契丹军事优势面前的避强击弱;它的价值,在于为统一战争找到了一条风险最低、收益最高的路径。后世出于对周世宗的惋惜与推崇,不断给这一方略添加光环,反而模糊了历史的真相。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那么多神机妙算,更多的是基于实力的权衡与妥协。周世宗的伟大,不在于想出了多么玄妙的战略,而在于他能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稳扎稳打推进统一,为结束五代乱世打下了坚实基础。\\
热门跟贴